让人流口水的案内人——李小牧

这周三XX老师给看了一纪录片《唐人街》——歌舞伎町拉皮条人——李小牧!

回来我就找了李小牧先生的书《歌舞伎町案内人》来看...

本身对日本,对东京,对歌舞伎町充满兴趣,所以好眼热李小牧的人生啊!

这个有艳福的男人,又那么会周旋的家伙,味道十足。

李叔今年也要50岁了吧....

他的儿子1994年出生,有一个很伟大的名字“日向中”,现在是16岁..哈~正太

【我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啊... 他的儿子...【我了....

为了迷人的李哥我开篇文章歌颂他..

下有贴文 请转⇒

歌舞伎町案内人
作 者 李小牧

书籍简介
  一个中国人在日本首都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东京都歌舞伎町亲身经历以及他周围形形色色人等的生存状态。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在这个时代,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发达国家,竟公然存在着各路黑社会帮派主宰下的、严格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情色王国。他们引诱、拐骗和胁迫来自各国的年轻女性充作性奴,时刻准备扩大自己的地盘,并高度戒备被其他团伙吞并,必要时不惜大打出手、互相残杀。这部纪实文学真实地折射出了日本当代社会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场景,一个能够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悲哀的场景。这个场景或许可以对那些认为日本是发财天堂的人来说,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光荣与梦想


  由凤凰卫视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唐人街》,因其涉足地域之广、拜访人群之巨、创作立意之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遍访世界各地透视全球华人状况的史诗性电视作品。
  摄制组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近40个国家,访问了从普通移民到华商侨领,从小留学生到管理高层的各界各类华人华侨,对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心路历程、周边环境和文化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片中一段段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的真实故事,凝结成一部恢弘的海外华人创业史、奋斗史、功德史和发展史。
  许多观众已注意到,拍摄《唐人街》的这群年轻电视人,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多岁,有着不同于他人的选材角度和拍摄风格。但他们的镜头语言力求客观真实,他们的采访也充满了人文关怀。这群大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轻电视人,在凤凰提供的广阔平台上发挥了他们的潜能,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并由此得到了锤炼,走向成熟。
  《唐人街》是凤凰卫视继“千禧之旅”、“欧洲之旅”、“非洲之旅”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电视行动,如果说前三次电视行动是对异彩纷呈的异域文明的解读,那么《唐人街》解读的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是矢志成为世界顶尖华语传媒的凤凰卫视的一贯宗旨和光荣梦想,《唐人街》的摄制工作便是努力实现这一宗旨和梦想的一次成功实践。有专家预言,21世纪是龙的世纪。《唐人街》真实地记录了龙行天下的艰辛和豪迈,也揭示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从水火不容到最终水乳交融、共同组成璀璨瑰丽的世界文明的必然规律。
  最近,《唐人街》获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特别奖,观众和专家的肯定和褒扬,相信是对凤凰人最大的鼓舞。目前,《唐人街》已完成了100集的拍摄和播出。我在此向凤凰卫视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随着凤凰卫视节目的电波,向全球华人道一声平安。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震撼与悲哀中的思考


  我的手边放着大型纪实文学作品《歌舞伎町案内人》的文稿,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人在日本首都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东京都歌舞伎町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的生存状态。
  与以往的阅读感受不同,我没能从这部作品里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更准确地说,我从中真切感受到的,是由作者披露的那些内幕故事所引发的强烈震撼和深深的悲哀。我实在无法相信,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发达国家,竟公然存在着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各路黑社会帮派主宰下的、严格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情色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最为发达的“支柱产业”当然是赤裸裸的和不那么赤裸裸的各种情色交易,以及围绕这个有着极高利润的“支柱产业”形成的上下游加工链——引诱、拐骗和胁迫来自各国的年轻女性充作性奴;为具有不同特色的各种色情场所物色潜在嫖客并按道上的规矩收取佣金;时刻准备扩大自己地盘并高度戒备其他团伙吞并自己的地盘,必要时不惜大打出手、互相残杀。
  在歌舞伎町这个情色王国里,最高原则就是一个“财”字。为了金钱,警视厅的高级警官可以为来自上海的“妈妈桑”通风报信以使其逃避打击;风尘女面对上门抢劫的强盗宁可舍命也不舍财;纯洁小女生心情复杂地与嫖客走向情人旅馆;作妻子的则浑然不知腹中胎儿的父亲是哪位客人。毫无疑问,处于这个王国最底层的,只能是那些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的女人们,那些或怀着淘金梦或带着美好理想来到日本、希望在这里实现她们美好愿望的各国女性。在歌舞伎町这个人欲与物欲横流的地方,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为了金钱和邪欲,他(她)们自甘堕落,杀人越货,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残害祖国的同胞。当然,也有个别人还能坚持操守,挣扎着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留下一小块清净之地。他(她)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失去这块清净之地,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将很快彻底泯灭于这个声色犬马之地。
  较之于那些完全迷失自我甚或失去生命的男男女女,尽管也曾历经夫妻情变、黑社会滋扰、绑架等等厄运和来自朋友的犯罪诱惑,主人公“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去日本十四年后,“我”毕竟还活着站在东京歌舞伎町的街头为客人“案内”,还经常需要在报纸上登载广告招募扩展事业的帮手,甚至可以“像帝王一般缓慢地驾车巡视自己的地盘”。不过,这一切就是主人公所苦苦追求的人生价值吗?
  在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告诉我们,他似乎并没有从这看似蒸蒸日上的所谓事业中感受到多少幸福,毋宁说,他更愿意尝试着做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劳命伤财的傻事——办一份中文小报,试图在日本这个极为特殊的语境中获得一种话语权,为了他身旁那些中国人的话语权。我们不知道他能在这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上跋涉多久,只能默默地祝愿他,守着内心里的那小块清净之地,走好!
  应该说,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透过主人公的个人际遇,真实地折射出了日本当代社会的一个场景,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场景,一个能够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悲哀的场景。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是发财天堂的人们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对当代日本社会还不够了解的人们来说,这个场景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尽管日本早在百余年前的明治时代就开始积极引入西方文明,甚至提出了极端的脱亚入欧论以强行推动现代化进程,但封建主义意识至今仍顽固地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男性原理就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反映。由此看来,女性在日本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就不足为怪了。最近,日本人权组织的一个报告表明,目前大约有七万五千名外国女性在日本被迫从事情色交易,其交易额已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与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大致相同。而另据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贩卖市场。如同《歌舞伎町案内人》中那些来自各国的女性一样,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年轻而漂亮的女性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日本那形形色色的歌舞伎町。令人心酸的是,《歌舞伎町案内人》中那些女性的不幸际遇,早已为不断到来的各国女性们做了残酷的命运暗示。
  不过,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包括歌舞伎町那些可怜女性在内的日本性奴的不幸遭遇,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宣布,将对日本的性奴问题进行深入调查,以避免更多的外国妇女落入日本黑社会的魔掌。我们希望,《歌舞伎町案内人》中的详实报道能够加快这个正义的进程!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出版人的话


  2004年深秋,我和几位同仁在北京一座历史感浓郁的四合院里与香港凤凰卫视集团李吉瑞副总裁一行人见面,双方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就出版凤凰卫视节目丛书事宜达成了协议。转眼五个多月过去了,《李敖有话说》《唐人街故事》《冷暖人生》等友谊凤凰丛书相继面世了。
  凤凰卫视正式开播九年来,不乏脍炙人口的优秀栏目。将这些栏目编辑成书出版,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事情。尽管现在电视传媒几乎具备了垄断性强势,全球识字人群的阅读率不断下降,但是以纸张和文字作为主要介质的书籍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书籍能够把荧屏上转瞬即逝的内容凝固在纸上,让喜爱凤凰卫视节目的观众可以随时重温、慢慢回味那些曾深深感动过他们的场景和话语,并把这一份精神上的愉悦长久地留给自己和家人。书籍还能有效地扩展凤凰卫视的受众群,让广大看不到凤凰卫视节目、甚至根本不知道凤凰卫视的同胞,无论他们身处喧闹的城镇还是穷乡僻壤,都有机会分享凤凰人所传递的思想和理念。
  令我们有些始料不及的,是丛书编制过程中驾驭表现形式转换的难度和几乎重新组织文字所花费的时间。把电视镜头所录制的立体场景,转换为平面媒体的图文表达方式,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照搬电视节目脚本或现场记录稿就可以完成的。特别是像《唐人街故事》、《冷暖人生》等栏目都是凤凰卫视所有参与者呕心沥血创作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精品之精品,如何既要保持原有的品位和特色,又要充分体现书籍的本色和美学特征,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为了尽快出版第一批丛书,公司的编辑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与凤凰卫视有关人员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编辑们对凤凰卫视提供的节目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筛选,并且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和工具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改写,终于使书稿如期付梓。
  已经出版的友谊凤凰丛书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已于今年1月出版的《李敖有话说》一书,是与本公司有着长达十数年出版关系的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凤凰卫视同名栏目的评论精选。全书贯透着李敖先生辛辣、率直和嘲讽的批判性风格,可谓旁征博引,嬉笑怒骂,言辞入木三分,文字激扬跌宕。严密逻辑的力量、直指要害的剖析和善言雄辩的技巧跃然纸上,令人淋漓畅快。《唐人街故事》取材于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后70集,编写成稿31篇。这些文字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记录了全球各地华人的生存状况,散发着异国风情的气味,又饱含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热爱。众多主人公极富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相信能令读者得到多方面的生活知识和人生启迪。《冷暖人生》以民间档案的风格忠实记录了28个普通民众的鲜活感人故事。他们那真实而非同寻常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小人物身上闪耀的生命之光、理想之光,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故事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令人震撼,给人力量。总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几本书都是细读佳作和典藏精品,阅读它们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和体验。
  在此书出版之际,谨向香港凤凰卫视集团的刘长乐总裁、李吉瑞副总裁,向凤凰台的电视人,向凤凰影视公司具体负责出版事务的杨小宝先生,向所有为本丛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
  施玲
  2005年4月於北京朝阳西坝河










引 子


  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列岛。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着一支支球队和一伙伙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着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青年人得到我让他等候消息的答复后起身离去。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歌舞伎町街头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霓虹闪烁,恍惚间,我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看见招募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真的能挣那么多的钱?”
  毫不掩饰表示怀疑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大吉吧?”问这话倒也有情可原,就在去年的新宿,一伙中国骗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收了同胞上千万日元的报名费,然后仅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张口就劈头痛骂:“你这浑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引诱人去干拉皮条事!你不知道干这个事是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们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虽然我很想说,我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打拼,甚至我比许多在日的中国人都活得更争气。
  不管怎样,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多到了差点踏破门槛的地步。
  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快餐店内。之所以设在此地,是因为从这儿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地盘”的说法,有点像“黑话”,我并不喜欢,但那“地盘”对于我,简直就是我的命。站在这儿,一旦发现哪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当即飞奔过去就地解决。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是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这里的最佳地点。地利的优势,就意味着滚滚的财源。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几年来,我与一伙中国人的较量和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的头儿是个歪脖,叫金东,他曾经跟随我干过“导游”的活儿,后来独立门户。就在一年前,他还利用日本黑社会组织,企图强行分割我的“地盘”。可是,这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时的加塞儿截然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我跟他们死命地斗。不过,毕竟这里是日本,是日本黑社会的地盘,所以,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那个团伙和我并立的局面。表面上看,我和他们像是在和平共处,其实每天都在或明或暗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
  晚上七点半,歌舞伎町人潮涌动。从白天的困顿中苏醒过来的歌舞伎町,恢复了她的奢华和妖艳,她就像一个盛装艳舞的歌女,对过往的游人频抛媚眼。而我这天的第一个面试对象这时也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一名留学生,来日本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他坐在我面前,显露出掩抑不住的紧张,握着可口可乐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那么可怕吗?我难道会吃了你?”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微笑着,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兄长。
  “没有!没有!我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他的眼睛使劲眨动着,不过,在我的微笑中,他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伎町非常可怕,所以……”他歉意地笑笑。
  大凡淳朴谨慎的中国人都会对夜晚的歌舞伎町充满一种恐惧感,我想恐怕连很多日本人也一样。但这种老实淳朴的人外加他口袋里揣着的留学签证,却正是我所需要的好人选。没有什么比身处异国繁华大街的红灯区上,与一个看上去就像黑帮的不正经的家伙走在一起更让人感到危险的了。我所招募的,一定是持有效签证的正经人。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1)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那是从现在算起的十四年前,我,二十八岁。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点染的夜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我总会看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 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
  1988年2月26日,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和朋友雷结伴,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那位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问的是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我,示意让我通过。机场坐落于千叶县,离东京市区距离很远。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两个字。
  对!就是新宿!我们上了车。
  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也能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象与向往。在汽车行驶的途中,我看着窗外的日本风景,密密的连绵不绝的雪花,像阴郁的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千重樱,山峦和河流都被雪色遮盖,一片洁白。一缕微笑浮上了我的脸颊,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好奇心即将满足的兴奋。
  傍晚时分,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天更阴了,雪一片一片地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了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群。华灯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枝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呵呵,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枝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
  我们不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们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目光还不时被路旁的景物吸引。
  说到行李,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地携带一应俱全的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色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现在的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却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纳豆,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
  拖着沉重的箱子,我们终于到了歌舞伎町。从靖国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兴奋得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
  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景象略有不同,但震撼是毋庸多言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里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它们没有任何规则,没有秩序,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加选择地充斥在大街小巷。它们一下子跳入并占据了我的视野。我甚至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尽管我此前在深圳也到过一些热闹的街道,在电视上也见过许多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和我如此之近,它那充满诱惑的特殊魅力的刺激,充斥了我的感官,令我陶醉。
  伴随着视觉上的应接不暇,两旁林立的一座座店门里传出我们还无法听懂的日语或高音量的快节奏音乐,震动着我的耳膜。
  “一小时八百元!”
  从喇叭当中反复传出来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尽管当时不明白它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提供电话聊天的价目宣传。这种电话聊天也是日本色情业的一个独特类型。男人们交了钱,可以拨打一些电话号码和另一端的女人聊天,如果谈得投机,就可以约对方出来见面,而那些女人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下班的职员和寂寞的家庭主妇。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2)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们巡视着那些闪亮的招牌,从间或出现的汉字中能猜出来哪里是可以喝酒吃饭的“居酒屋”,哪里是曾造成中日交流误会的“麻雀”(意为“麻将馆”),也有的则是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日文假名。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招牌各是什么意思,比如电动游戏厅和弹子赌博房等等。当然,最无需语言说明的是“风俗店”(日语中,风俗业的意思就是色情业),因为他们往往当街矗立着大广告牌,上边贴着大幅的全裸女人照片。当这样露骨的广告刺入眼帘时,我彻底惊呆了。这可是在大街上啊。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扫视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偷偷凝视那个淫秽的广告招牌。身边的朋友那盯着照片的两眼发直、发红。
  街上行人的衣装和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这次来日本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时装设计,深圳在中国时装业也算超前的城市,但我还是没想到深圳与东京的差距居然会如此之大。东京号称东方的时尚之都,果然名不虚传。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身穿宽松的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年轻男子,他们伫立在街头,有时朝某个行人走过去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拉皮条的。东京的女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靠近后仔细观察,会发现她们当中并没有几个真正的美女,有的还有些缺憾,但是她们当时身着最新款式的时装,脸上精心化过妆,与同年代的中国女子相比,有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我当时看来,许多人都是那么的漂亮和性感。
  就凭这初次见面,我竟似乎彻底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花虽然毒,但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妖艳之美。是的,美丽,甚至是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让人惊心动魄。在这之前,我一直听说歌舞伎町是个可怕的地方,但现在,我又体会到了她的神秘的魅力,令我的全身的神经都为之兴奋不已。不过,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竟然和这条街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歌舞伎町逛荡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想我们真的是被她迷住了——才打电话给住在东京的“熟人”,向她打听怎样可以找到暂住的地方。说是熟人,其实连一面都还未曾见过。离开深圳之前,国内的朋友给了我这位叫程颖的中国女子的电话,告诉我遇到困难时可以打电话找她,她或许能帮忙。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初来日时都像我们这样,事先没有联系好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只身登上了前往异国的飞机。
  “熟人”程颖很快赶来了,她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来日本留学将近两年。简单寒暄之后,她说:“既然你们是朋友介绍的,本来可以让你们先在我那儿凑合一下的。但房间实在太小,没法睡三个人。我带你们去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先住下再说。”
  从歌舞伎町走出去没多远,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一些醒目的大招牌,每个招牌下面都有一座四五层左右的建筑,我认得有的招牌上写的是英语的“旅馆”。程颖在一个旅馆门前停下来,带我们进去,在门口的小窗子前和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我好奇地四处张望,觉得这个旅馆更像一个普通的公寓,灯光有些阴暗,也没有大堂。程颖很快拿了一把钥匙回来:“这是房间的钥匙。六千块。”我连忙掏钱给他,朋友接过了钥匙。我们向她道谢,她说:“没什么。我还有事,要走了,你们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开了灯,发现墙壁上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在灯光下有种浪漫的意境,而房间正中是一张铺着白色床罩的双人床。我们欢呼了一声,放下行李,一下子倒在床上,好松软啊。本来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便宜的地方,能凑合躺下睡觉就行,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好。我兴冲冲地看看这摸摸那,突然在床头发现了一个四方形的小纸袋:“这是什么玩意儿?”
  朋友也凑过来:“打开看看。”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小塑料袋,我把它翻过来,透明的一面告诉我这是只避孕套。
  “哈哈。”朋友笑起来。我觉得受了羞辱,骂了句“他妈的”。我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捏着,感觉里面滑溜溜的,说:“日本人真变态啊,旅馆里面还发这个。”
  朋友没说什么,下床转了转,马上有了更大的发现:“快来。快来。”我应声看去,那是一个在角落里的小柜子,表面是透明的玻璃窗。我们看到最上面的一层有个粉红色的塑料东西,看形状分明是男人的生殖器,后面还连着一根电线和遥控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意儿,除了新奇也有点恶心。下边一层有一根绳子,一个看上去像是手铐的东西,还有的根本搞不清叫什么。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3)


  朋友去拉小柜子的门,锁着。我说:“这里写着,好像要投钱进去。”“操。”朋友骂道。
  我这时觉得这家旅馆有点古怪了,但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是叫做情人旅馆。初来乍到日本的我们更搞不清楚这种旅馆属于什么性质。
  管它呢。我们脱了衣服就去洗澡,然后躺到床上。朋友打开了电视,每个频道都是我们听不懂的日语。突然,画面上出现了一对男女性交的情景,朋友拿着遥控器的手臂僵在那里。男的是个黑人,女的好像是日本人,不断发出大声的呻吟。更奇怪的是,他们的敏感部位被打上了一圈马赛克。我们呆呆地看着,我的身体一下子热了起来,旁边的朋友也令我感到极不自然。或许,他也是一样的感受。
  “啪,”朋友关掉了电视。“操。”他又说了一句。一天的旅途劳累此刻涌起,我们关了灯,很快就死死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从旅馆出来,我和那位朋友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要去的那家学校离这里不远,乘电车只有两站,叫做高田马场。有趣的是,这里的站台上每逢电车要开,大喇叭里都会响起中国人熟悉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曲。“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我哼着曲子找到了将于4月开学的那家日语学校。
  先是交了三个月的学费,共十八万日元。办理完入学手续后,学校的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办事员把我带到了与学校有合约的房屋出租中介所。
  考虑到为了节省一笔交通费,我决定找一间学校附近的房子,价钱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有一处是房租三万六千日元,面积为六帖,不带浴室的。对于六“帖”,我还没有清楚的概念,台湾同胞告诉我住两个人还是勉强可以的。至于没有浴室,可以到附近的钱汤(公共浴室)去洗澡。我看看这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价位,就答应下来,以日语学校校长做保证人签了合约。起初,我还以为三万六千是一年的房费,当知道这只是一个月的房费时,我的眼前顿时一片黯淡。不,还远远不止这些,签约时还要一次交清相当于三个月房费的押金和礼金,押金据说在我搬走时可以返还,而礼金是无偿付给房东的贡品。就这样,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财产,将近四十万日元,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消失殆尽了。
  我必须赶快找份工作了。
  坐在除了两只旅行箱以外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这才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不安。我不是独身一人,妻子也将在一个月后来到日本。此刻的我,体会到了焦头烂额般的忧虑。但是,古老的中国赋予了我勤劳的个性,我想,即使在这个远离国土的异乡,我也一定能够遇上好运的!
  当天下午,我在口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汉词典,径直奔向歌舞伎町。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朋友那里知道,日本人对脏乱差的工作是不屑一顾的,这些工作一般都由旅日的外国人来干。而歌舞伎町作为一个风月场所,脏活肯定是少不了的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迫切需要一份工作的我,打算最先到那里碰碰运气。
  对于一个不会几句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找到工作的线索并不难,因为那些饭店之类的店铺门口都贴着告示,“募集”两个汉字我是认识的,但能不能被录用则是另一回事。我走进一家中华料理店,里面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走过来,我掏出字典,先用日语说了声“对不起”。那家伙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就指了指门口的募集告示。他的态度并不友好,又说了一句,见我仍然糊里糊涂的,就用两只手臂交叉起来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我就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收获。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知怎么,我就像一个犯人重返犯罪现场那样,竟然重又走到了昨天住的那家旅馆门口。这时,我看见昨晚没注意的一张启事,上面写着“募集清扫”。
  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那扇小窗子开着,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想工作,有吗?”
  我拼凑着简单的日语单词,尽量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老女人没有表现出冷淡或回绝,她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时间”。我的心头一阵狂喜,她会录用我!我在日本的好运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她和我一边比画,一边写字,终于使我明白明天午后就可以来上班了。一小时六百日元,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地点是新宿歌舞伎町。刚才还一直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只要有工作做,别的困难都会解决!我那乐观的性格又立即回到身上,我一路哼着歌打算离开歌舞伎町回家。途中路过剧院前的广场时,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身着西装和黑呢大衣的潇洒的年轻男人们正三两成群地站在大街上。他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4)


  我悄悄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不断地向在路上行走的女性小声打着招呼,往她们手里塞着广告纸,有的还跟着某个女子走上一段路,似乎在央求或推销什么。我有些明白了,他们在为某种生意“拉客”。
  “能穿这么一身高级的衣服,钱一定不会少挣!”这样想着,我感到自己有点寒碜。与他们相比,我的穿着实在是有点土里土气。看看那些衣着光鲜的家伙——藏蓝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衣,配着色彩鲜艳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潇洒的黑呢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闪闪发亮。酷爱时装的我注视着他们,羡慕得心里直发痒。 “赶快赚到钱!我也要穿得亮亮堂堂的!”
  次日午后四点,我准时来到了那家旅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和我做同样工作的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上海的老徐。那位老女人和老徐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我只明白她的意思是让老徐教我如何工作。然后,老徐带我走上电梯,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在电梯里,他问我:“你刚来日本?”我点头称是。他笑了笑,说:“这个活儿很简单,就是打扫战场。”
  这个房间和我昨晚住过的大同小异。老徐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旅馆么?”我对此也正想知道个究竟,摇了摇头,等他的答案。
  “这叫情人旅馆。”他的笑容带着淫亵,“说得明白些,这就是专门给男的和女的干那事的地方。”他打开电视,画面上又出现了一对儿正在口交的男女,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老徐说:“这种旅馆和别的不一样,可以过夜,也可以只待两三个小时。不管你是合法夫妻,还是婚外恋的情人,只要是想找个地方干一下,就可以来这里。”他站在那个装有古怪陈列品的小柜子旁,说:“你看,这还有小工具呢。”
  我有点纳闷:“夫妻不是有家么?为什么要花钱来这种地方?”老徐笑了:“这你就不懂啦。怎么说呢?日本的房子很多是木头的,不能隔音,夫妻干那事都不敢出声,到这里就没事了。”他拍了拍墙壁,“这是隔音的,再怎么大声喊旁边也听不见。”见我仍有些不解,他嬉皮笑脸地说:“反正过几天你就明白啦。”
  在老徐的讲解下,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内容。说来很简单,在一对顾客离开房间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房间打扫干净。不过,给清扫员打扫房间的时间仅有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打开换气扇更换屋子里的空气,换好床上的枕套被单,将附在浴槽上的客人留下的体毛等污物冲洗净并擦干,将房间里的一切摆设收拾利落,使它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五分钟内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所以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项重体力活。
  然而,与劳累相比,这份工作对人的自尊心更是一次考验。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在客人走后进入房间时,就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隐约的怪味,似乎是人体的几种体液的混合,让人恶心。我拿起床前的垃圾桶,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只好迅速把它统统倒进我带来的大垃圾袋。
  工作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更加变态的客人。一进门,就看见床上的被单凌乱地散落在地上,而白色大床的正中间是一只刚刚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不得不把它从床上拾起,上面尚且残留着客人的体温。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按捺不住地大叫起来:“神经病!操你妈的浑蛋日本人!也不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去!”那天出门之前,我的日本房东还给我指手画脚地上了整整一堂课,说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缺乏生活常识,如何不讲究卫生,什么中国人在房间里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等……他很严肃地要求我必须谨言慎行,不要破坏他们大日本民族的良好社会风尚。我现在真想把那个房东带到这个床前,让他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讲卫生守公德的。
  我和老徐说了这事,老徐拍拍我的肩膀:“呵呵,这个就受不了啦。我跟你讲,我遇到过更变态的。一个傻B把那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我还得给他擦呢。”
  这份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在没有活儿的时候可以歇着。我和老徐坐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内聊天,只要有客人离去,门口的一个显示器上就有红灯亮起。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是,从下午起,旅馆里总是有客人,到了周末的晚上,竟然会出现所有房间满员的情况。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在旅馆里打发他们的性生活。
  说到老徐,他来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比我仅仅早了半年而已,但他一直在这家情人旅馆打工,以至于成了“专家”。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个问题,就问他:“要是一对同性恋来开房间怎么办呢?”
  老徐笑着说:“那得看是女的还是男的。如果是两个男的,我们这家是不让进的,两个女的,可以。”
  我问:“为什么?”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5)


  老徐说:“两个女的无所谓,就是她们走后,我们也好收拾。两个男的可没那么简单,据说会闹腾得很厉害。”我听得哈哈大笑。
  接着老徐又说:“还有呢,有些旅馆,要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可以开房,两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就不行。”
  “啊?还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我惊讶地问,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自己第一次和朋友来这里的情形,当时该不会让老板误会自己三个人是来这里干那个的吧?我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来。幸亏,那个程颖早走了一步。
  “那算什么?日本人很流行的,叫3P。你没看过日本的色情录像带吧?有不少是几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干的。”
  “日本人真她妈的变态。”我恨恨地说,“你说那些电视里的毛片是不是真干?”
  “当然是啦。那叫AV。那帮姑娘很赚钱。”老徐说。
  “可为什么要挡上马赛克?”
  老徐想了想,说:“直接暴露出来是违法的。”
  我笑了:“你说这叫什么鸡巴法律!露出来和挡上马赛克要都是真干的话,有啥必要呢?”
  “哈哈。”老徐不怀好意地笑了,“你知道我在日本的理想是什么?”
  我看着他色迷迷的笑脸,立即心领神会:“我知道,不就是当毛片的男演员么?”他狂笑不已。
  此后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临时出去,要我们帮她坐在窗口收钱。我就有了亲眼目睹情人旅馆的客人是什么模样的机会。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来登记。男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已经秃顶的大脑袋泛着油光,看上去是个有钱的老板。女的顶多二十五岁,面貌姣好,尽管是在初春,却穿得很暴露,大片雪白的胸口引人遐想,身材凹凸有致。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等俩人拿了钥匙进了电梯,我和老徐都不禁唏嘘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我想到那个美女可能正在听任糟老头子的占有,心里简直愤怒不已。老徐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思,突然问我:“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有点想。”我说,“你干过没有?”
  老徐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我说:“街上不是有很多色情店么?花钱就行啊。”
  老徐一撇嘴:“谁说的?日本鸡他妈的不接外国客,让中国人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要不就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呵呵,学好日语呗。等你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谁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
  那老头子和美女走后,我和老徐一起进了房间,发现避孕套竟然没用,忍不住又恶毒地骂了老头子一顿。床上凌乱不堪,想想那样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就在这里把自己的青春身体奉献给一个可能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老家伙,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历史教材、影视作品,还有老人讲述的一些往事,毕竟我出生的湖南是抗日战争中厮杀多年的主要战场。所以,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来日本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平民和我们没多大差别。就像我的这位师傅佐藤,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6)


  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的是,他教过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还有在日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最有趣的是我了解的日本料理的基本常识,基本上来自于他。一天他切了一小块生鱼,蘸了下和着绿色芥末的酱油就放在嘴里:“嗯,不错。”又切了一小块给我:“李君,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鱼片,觉得味道怪怪的,实在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吃鱼肉,但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还是做出很好吃的样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觉得很光荣。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切点鱼给我吃。渐渐的,我还喜欢上了这东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不同鱼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来自以口味咸辣著称的湖南,对普遍清淡的日本菜开始时还是不大适应。店里晚上会提供一顿晚饭,我就带了瓶自己的辣酱去。佐藤对这个很感兴趣,尝了一点点,却受不了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还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店里的电视几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赛的直播,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巨人队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他自己却是另一个叫大荣的球队的球迷等等。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还是不能满足。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我都希望能再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
  在东京的下落合,有个民间组织叫“学生援助会”,那里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学生的信息。我经常抽空去检索一番,有时也能有所收获。我干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挣到八千至一万日元。周六和周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于奔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会找来范勇和陈海波,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说话解闷。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城市。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1)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2)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3)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见了我,笑得都差点变形了。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4)


  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5)


  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还得兼做招待工作,这就是我辞职而去的原因。那种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断对客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的工作态度使我疲惫不堪,有时忍受着客人那种毫不掩饰的歧视,还必须得赔尽笑脸,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坚决辞去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知道,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辞去了舞厅的工作之后,日语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像我这样,不断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谁没有打过五六份工?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没办法,生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饥饿,盲目地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压住眼帘,他正站在人行道中间,向过往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打扮土气。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随随便便走过去,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纸巾。日本有很多商家将纸巾做成十几张的一个小包,在包上印自己的广告,然后雇人到车站或闹市街头免费发放。我在歌舞伎町走上一趟,假如来者不拒的话,能收到十五六包。这个又是什么广告?我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印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知道,“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明白,可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小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难道是婚姻介绍所么?
  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日语都是教科书上的正规说法,而生活中无法从书本上得知含义的单词、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在国内动身前,我也学了一些“标准日本语”,但来日本才发现,那上面教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派上用场。即使在日语学校里学的东西,似乎也有和生活用语脱节的情况。别的不说,就拿在歌舞伎町遇到的许多招牌,课本上是不可能教授的,只有我们自己去理解揣摩。
  在歌舞伎町,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流行健康”几个字,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流行”我明白,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流行的时装,“健康”,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大体可以猜到它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词语,诸如“同伴喝茶”、“SM喝茶”、“包间裸体”,都是怎么一回事?SM,我查了字典之后明白是性虐待的英文缩写,可又如何与喝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一些店叫做粉红色沙龙,它们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又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含义和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当时,拿到那个广告纸巾的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由于这个广告看起来没什么色情嫌疑,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了看,笑着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但这上面写着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因而对女客人采取免费优惠。”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客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客人进店消费?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 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6)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不流利,但我已经能将一些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面试!”老板一边擦嘴一边说。
  几天后,我把妻子领来和老板见面。在我眼里很漂亮的妻子当时就被采用了。










第三章 真武(1)


  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认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警察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第三章 真武(2)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和我低声交谈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巡街”两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实际上,可以解释成一种有威慑的行动。
  在剧院广场周围,“巡街”的黑社会成员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很多人看热闹似的聚集起来,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个长得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应该是‘住吉会’!”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这幅景象在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一般的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打这以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象深刻。一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游行”并不单是一个团伙的专利,在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总人数据说要超过两千名。三大组织:山口组、住吉会、极东会都各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











第三章 真武(3)


  如今,这个歌舞伎町一景——“黑社会大游行”,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规模也大不如前。从外表来看,也还是过去的黑社会成员的形象更加威风。泡沫经济时代的黑社会成员比较招摇,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但现在的成员们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种黑社会成员所独有的传统发型早已消失。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时代黑社会成员的打扮。
  我已经渐渐无法忍受上语言学校的日子了。在那些大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遭遇更让我失去了信心。事实上,范勇和陈海波早就不来上学了,他们热衷于在弹子赌博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此时,我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为了学语言,那么无论去不去学校,我和爱梅都可以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实际应用中掌握这门外语。10月中旬,爱梅就开始逃学了。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一波。12月份,上班族们拿到了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大笔奖金,歌舞伎町开始连日处于名牌汽车接踵而至的高峰期间。这种时候,平时很少涉足此间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拥来了,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这里到处充斥着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喧哗的大学生们、肆无忌惮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的年轻人、在马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目中无人而激情拥吻的恋人等等。总之,这是个亢奋的世界。
  这就是“引路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调门,使尽全身解数争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销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喧嚣声;醉酒的客人的狂叫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街上播放广告的喇叭声;靖国大街被车塞得水泄不通,车又只有绕道掉头,长龙般的堵在一起的出租车按出的此起彼伏的笛声;不断开过的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像是一股翻腾不已的巨浪盘旋在狭窄的街头,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脑海、我的心脏。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制。
  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街上,我拼命寻找着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谈妥付给我拉客回扣之后。
  当时,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曾多次带客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络起来。仅仅凭客人心情的好坏收一点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辗转托人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拉客回扣的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没有“贿赂”店里的某个人,我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于是,我玩命地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突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面色阴沉的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李君?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着恭维他。
  “哪里哪里!谢谢夸奖!是你的店很有特色!”
  我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懂得向别人低头。按我本来的个性,这样做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外圆内方,而且,以我在歌舞伎町快一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但是,我并不是说只要表面低头,实际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但渐渐的,我发现,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做人原则。











第三章 真武(4)


  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 “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第三章 真武(5)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我握住了拳头。
  可是,如果对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受人欺负?可别小看了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想想看,演芭蕾舞时,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枝花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还要令人看上去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力量的差事。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
  然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且可能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对头。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但没有一点要“谢罪”的意思。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二百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最容易逃跑的唯一场所。
  但那帮家伙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只有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些手下留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我挨着打,心里却松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几个小子在派出所门外停下来,忿忿地看着我,却不敢上前。一位警察见我闯进来,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我装作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打了一架。”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昨晚回家,爱梅看着我的惨相,又是埋怨,又是心疼,她带点刺儿地数落我:“你看,你这份闲差吃力不讨好吧?真不知道你干吗不继续发纸巾?要么找个别的工作不也是很好?现在倒好,弄了一身伤回来。”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罢休实在是太懦弱了。我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儿上低头呢?!这种时候,只要我有任何退却的想法,就会完全被他们日本人瞧不起,以后都免不了任人摆布。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新“潇洒”地站在了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有点紧张,担心随时会再遭到袭击。
  幸亏那个带头围攻我的小伙子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却没有别的举动。我小心地招揽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瞪着我,没有再次出手。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 “上高地”咖啡馆走出来的真武,起初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一百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和谐,但看上去很凶。淡淡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他在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的西服。凭直觉,我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
  “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的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人的黑社会后台?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地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中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第三章 真武(6)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对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脱衣舞场“T”时,店里的人曾好心告诫过我。
  “小李!你快找个后台吧,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第三章 真武(7)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第四章 艳福(1)


  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第四章 艳福(2)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四章 艳福(3)


  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个。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第四章 艳福(4)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发自身体深处的温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最诱人的是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一对儿高耸丰满的乳房,而她那双腿,又显得修长秀美,这是个美女。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她,难以挪开——爱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竟然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常自诩为情场得意的我,来到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仍处在童贞阶段的男孩一般,语无伦次起来。
  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第四章 艳福(5)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是一样陪人吃饭赚钱吗?我也可以这样赚钱的!吃完饭,我和苇子回到相亲俱乐部门前,她似乎和我聊得很开心,向我摆摆手:“努力吧。我先走了,还会再来找你。”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这次也是在深夜,她跑过来说:“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天下一品”的拉面馆,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吃下去,刚才还伫立在寒冬街头的我立刻有了精神。不是有句老话叫“饱暖思淫欲”么?长久以来跟爱梅的争吵,我们之间已经很久不做那事了。当我瞥见苇子在大衣领口后隐约的乳沟,我就感觉到我的体内那种莽撞的冲动。我想当时我是脸红了。
  苇子或许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走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摇摇头,“没事。”
  “那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她笑了。
  休息一下?我的身体更加紧张了。我回头望望那灯火辉煌的相亲俱乐部。那里,爱梅也许正跟哪个男客人亲昵,在一起聊天呢!苇子细白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的心抑制不住地跳荡着。
  “你来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我们出了店门,往歌舞伎町著名的建筑风林会馆方向走去,在那后面有很多家情人旅馆,包括我曾经打工的那家。进了一家旅馆的大门,我的脑中嗡地一阵乱响。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只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
  苇子交了两个小时“休息”的钱,拿了钥匙和我乘电梯上楼。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迫不及待地要跳起来了。
  进了房间,我打量着周围的陈设,和我原来打工的那家情人旅馆没太大的分别,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不是清扫员,而是个客人。苇子脱掉大衣,说:“先去洗澡吧。”随后开始很自然地脱衣服。我在一旁还有些羞涩,三下五除二脱光了之后立即冲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全身赤裸的苇子拉开门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箭在弦上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真可爱!”
  洗完澡后的一个多小时,让我终身难忘。那晚我们做了两次。苇子向我展示了她娴熟的床上技巧。第一次,她主动为我口交。
  我还曾自我吹嘘为情场高手,但此刻却知道,在性爱经验上,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因为当苇子主动爱抚我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慌张。
  此前,对于做爱方式,我的知识很少。在深圳的时候,虽然从一些香港传来的色情读物上看到了什么其他体位之类的内容,但在和妻子的实践中,我还是扭捏,甚至是愧疚。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了。在歌舞伎町的中国按摩店里,我的那些年轻女同胞已经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为客人“各种服务”,只不过要带上套子;在新浪中文网站上,更是能看到详细介绍各种交合姿势的文章。
  我必须承认,跟爱梅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激情。苇子看来是在尽力地讨好我,她时不时发出娇媚的声音,问着:“好吗?有感觉吗?”我像一个童贞的无知少年,潜入了一阵无边的暖流,四面八方都有种要将我挤压揉捻的力量,而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可怕的快感袭击了我,并迅速扩展,以闪电般地速度征服了我的整个中枢神经。我的眼睛里只有她狂野的身体,脑海中完全失去了肉体交合之美以外的所有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将战火燃遍整个房间。最后,我实在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对了,中国话这个怎么说?”我们仰躺着,她突然变得像个提问的学生。
  “做、爱。”我一字一顿地说。
  “奏、爱?”她的模仿差一点。
  “做、爱。”
  “做、爱。”
  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有些感动,在她的身上,我仿佛找到了已经逝去的爱梅的影子。但令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很快我发现,在我去浴室洗澡时,她将我脱下来的衣裤整整齐齐地叠好了,盥洗台前放的牙刷上已经挤好了牙膏。做爱后,她竟然还会温柔地为筋疲力尽的我按摩了十分钟。











第四章 艳福(6)


  现在我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但当时我错把这认为是所有日本女人所共有的特点。过去常听说“找老婆要找日本女人”的话,以至于在那一刻,我也是真动了娶个日本女人当老婆的心了。
  从那一夜的鱼水之欢开始,我和苇子之间一发不可收拾,频繁见面。我似乎是追随着曾经深爱的爱梅的影子去的,似乎又不完全是。反正,我们在床上的时候,苇子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而且,我们的见面也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上面的“太子酒店”之类的高级宾馆。每次都是由苇子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在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面值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以外,每次分手的时候,她还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块钱。
  “拿着吧。一点零花钱!”苇子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的确缺钱,所以只好微笑着接过来。我们在聊天时,她曾问过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佳能EOS摆在我的面前。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苇子始终也没有透露她是做什么的,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类色情业的。首先,因为我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年轻女人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几乎都是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在那个举国被钱烧得亢奋的泡沫经济时期,她们的收入之高超乎想象。何况,她那让我当即成为裙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巧”,可不是平常良家女子可能有的特长。
  在电视节目上,我有时能看到那些新宿的“金牌男招待”接受采访,他们在过生日的一天之内,可能收到价值千万日元以上的礼物,送礼者有的是一些富可敌国的老太婆,有的是一些同样在色情业混迹的年轻女人。我对于苇子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而已。
  而我,却动了真情。











第五章 就此分飞(1)


  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做爱,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第五章 就此分飞(2)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第五章 就此分飞(3)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什么表演?”
  “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然而,在这一段忙碌的工作中,我突然听到了好友陈海波遇害的消息。
  案件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
  这天快中午了,我还在家里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摸身边,爱梅已经不在,肯定又出去逛商场了。因为她自己有钥匙,所以不会是她。那么,门外一定是那些推销商品或宣传宗教的家伙,真是讨厌的骚扰。我没理会,但敲门声继续着。也许是爱梅忘了带钥匙?我嘴里嘟囔着,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我登时愣了。外面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朝我欠身致意,一个胖胖的掏出证件,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们是警察。”
  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第五章 就此分飞(4)


  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认识他也不过一年,现在他已成了亡者。“他是怎么死的?”胖警察指了指报纸。我读了一段,上面的意思是说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后脑,随后又被捅了十几刀。箭?这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开始询问我关于陈海波的一些问题,比如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与我见过几次面等等,我都如实回答,瘦警察则在一旁记录。但当他问起我陈海波平时的收入来源时,我却以不知道作答。陈海波一直在老虎机赌博店用假卡牟利,可我要是说出来,岂不是出卖朋友?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追问。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问完了问题,胖警察拿出一个古怪的小夹子和一盒印泥似的东西,让我留下双手的指纹。反正我是清白的。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心头,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结识的朋友。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请一定告诉我。”他笑了笑:“一定。”然后和瘦子留下了名片,“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两个警察走后,我回到家,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到了范勇,便下楼给他打电话。
  “警察也找过你?”看来警察在此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了。范勇说案子发生在前天深夜一点多钟,地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处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出来往楼梯走去,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凶手随后上来对他刺了十几刀。范勇昨天下午被带到了警察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他甚至讲了和陈海波一起打假卡的事。
  “海波最近得罪什么人了?谁和他有仇?”我问。
  范勇在那边回答:“我也不清楚。他搬走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前一段去了大阪那边。”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颓丧:“还能怎样?这行不能干了。我想开个饭店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回国,否则好像和我有关似的。”
  此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我和范勇见过面,他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被杀,日本警察是不会认真破案的。
  接下来,一件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西边的电影院门口会合,然后到位于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上一家台湾人开的饭店“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那些看起来装修豪华的中国料理店,我是根本不会光顾的。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去那些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瞥过来的眼光,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饭菜里一起吃下去。
  说起那家“后乐面馆”,与我着实有些缘分。我在歌舞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相亲俱乐部的广告纸巾时,就知道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客人常叫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现在的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生活,那时孩子们是很难尝到点可口的饮食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自主地思念故乡,思念我那过世多年的母亲。
  不过,当我导游的工作蒸蒸日上,钱也多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寒酸”了。我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中国和日本饭店,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民以食为天嘛,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美食的欲望,也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动力。
  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店。我和苇子去的这间“中国菜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要点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其实每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苇子在我的介绍之下,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坐满了客人。
  我和苇子就像一对夫妇一样,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的温热香气撩拨着两个人的情欲。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面对她动情的眼睛,我能怎么说呢?“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第五章 就此分飞(5)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满脸涨得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我辞去“相亲俱乐部”的工作后,是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向她告的密。 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 说话没有顾忌的我把我和苇子的关系不小心告诉了他。他可能向我的妻子告了密。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爱梅气得全身发抖,声调都变了。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会怎么表现,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打我一个耳光,也许只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而爱梅可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早就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她随后把矛头指向了呆住了的苇子:“你这个小日本!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她的手掌同时打向了苇子。
  苇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没躲开那一掌,气愤的她当即反击。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而我,不过是黄海中一只不知所措的小船。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上前才拉开了她们。
  苇子拿起自己的大衣,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出门去。我就这样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而我和爱梅的夫妻之间也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一夜,爱梅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而我只有默默承受。我知道的确是我的不对。但是……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问问她:如果是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在外边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和悲伤的女人,那算不算是一种罪过?!
  冲突的第二天,我开始担心苇子。对她的担心让我心绪不宁,非常难受。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伤到她了,但愿,不会伤她太深。我拨打她的传呼,但她始终没有回话,我只好留言向她道歉,她仍旧没有回音。在那条街上,她的身影也仿佛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看着头顶的霓虹灯闪烁,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许多记忆,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事态愈加严重。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提防,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感情了。
  我也开始雇了个“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所谓“侦探”,也就是那个向爱梅打小报告的家伙。我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就马上变成了我的耳目。在胎儿成长到六个月之前,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身材的多大变化,她仍然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工作,一些色迷迷的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的逡巡着。爱梅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得知,爱梅一直跟一个银行职员勾搭在一起。
  在这样煞费心机的日子当中,我迎来了“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开学典礼。
  4月,我在位于新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稿,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我做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结果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我感到自己立即被老师们寄予了厚望。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副校长亲自上前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好好学习。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竭力出勤,不耽误听课。“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教学制度极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全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被我精心收藏着。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上课,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尽管劳累,但令人难忘。
  爱梅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有外遇,所以也更加高兴,因为我与前妻一直没有生过孩子,现在爱梅终于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所以,我尽量忍受着爱梅越来越大的脾气,闲下来的时候,带她到韩国去玩,偶尔也去日本的温泉疗养。可是,爱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牧,我看我还是把孩子打掉算了。”











第五章 就此分飞(6)


  “为什么?”我着急起来。
  “反正我们的感情都这样了。你说我们有必要吗?”她冷冷地说。
  我差点跪下来求她了:“我以后会对你好的。我保证!只要你为我生个孩子,一定!”
  为了表示我对爱梅的歉意,也为了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带她去逛公园。1989年10月的时候,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把家搬到了新宿区下落合的哲学堂公园附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就近去公园散步了。还记得1990年初春的时候,爱梅就要临盆了,我带她到公园里看樱花,如雪一般的花瓣缀满了枝梢,清风吹过,飞飞扬扬的,如梦幻一般,我对爱梅说:“等你生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天天都来这里,看樱花的盛开,看樱花的飘落,我会让你跟孩子幸福快乐一辈子的。”
  1990年3月28日,爱梅生了一个男孩。我见到儿子,欢喜得嘴都合不上了。爱梅把丈母娘和她的哥哥、表弟一起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家庭的开销也立刻增加了好多。丈母娘来后不久,妻子马上又回到那个“相亲俱乐部”打工,她骗自己的母亲说在饭店做服务员。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又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男人。“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丈夫、父亲。现在回顾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你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得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多了酒精的脑袋,想回忆儿子长得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住了。而且,我的脑海里又晃过了爱梅有外遇这件事。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倒是很像爱梅。爱梅过去的眼睛就是这种细长的丹凤眼,可现在却拉出了大大的双眼皮。到日本之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纯只是热衷于浓妆艳抹,她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罩杯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什么硅胶。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妻子什么都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中国时认识的那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言行中流露着甜蜜温柔的妻子。
  我有些恼恨地问她:“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可是确实不像啊!”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我知道你跟个小职员在一起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账呢!你给我收敛着点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过上好日子么?要是不来日本,我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你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道。”
  来日本后我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蹲在墙角,抽泣起来。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和爱梅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了中国。
  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1)


  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 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2)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做爱,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淫欲。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 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阴部,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毛片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3)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 “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4)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5)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











第七章 犯罪浪潮(1)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第七章 犯罪浪潮(2)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第七章 犯罪浪潮(3)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











第七章 犯罪浪潮(4)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睾丸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睾丸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第七章 犯罪浪潮(5)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











第八章 骗与爱(1)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迎合着他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我们能在身体韵律中找到共鸣,这是和其他女人之间不曾有过的体验。
  悠悠的柔软肢体与我的热情阳刚相碰撞,简直就是那对“天生一对”的最完美的注解。身体上的和谐让我对悠悠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收工后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恐怖,紧皱双眉,两眼充满仇恨般地盯着手里拿着的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进了什么,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摔打着,嗵—嗵—嗵—,地板发出沉重的响声。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
  突然听到问话,悠悠一惊,回过头看见是我,随即绽开了笑容,扑进我怀里,白皙的小脸上和尖尖的鼻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你终于回来了!我非常想吃这个。”
  她说着打开了手里的塑料袋。里面一只满是血污的甲鱼正痛苦地挣扎着。
  “啊!是甲鱼呀!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不会杀甲鱼嘛!我怕被咬了手指,所以想把它摔死。可怎么也摔不死它。”
  杀甲鱼从来都是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向文静的悠悠当时那种发狠的神情还是让我很担心。
  “你不会哪天也把我当甲鱼给摔成这样吧?”
  我嘴里虽然开着玩笑,但心里却真的有些担忧。
  “神经病!胡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哎!你是不是打算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不然怎么会这样问我?”
  说着,她扑哧一笑,就是这一笑最可怕,这笑容里面藏着诱惑男人、让男人屈服的“毒药”。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已经深度中毒男人,如果早一点认清她的本质的话,我的1992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个在夜晚的歌舞伎町都没有被打败的男人,却被眼前的上海小女人轻易地就给俘获了。
  中野的公寓下面二楼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出于方便,总是喜欢去那儿理发。
  成为久美子常客的重要原因是,她也作为留学生去过澳大利亚两年,与当年的华裔谈过恋爱,她还对辣味的中国菜特别钟爱。
  那家美发院的女店长名叫久美子,年龄比我小三岁,却总是像个大姐那样关照我,听我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还跟一个中国男孩谈过恋爱,所以非常能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处境。我也带悠悠一起去过,久美子的技术不错,我们成了她的常客。











第八章 骗与爱(2)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看到一个比真武还要胖出几圈的男人在里面和女孩子们聊兴正浓,那些平时略显矜持的女孩子像接待她们所崇拜的影星那样热情甚至谦恭地围着他,听他神侃。那男人身穿和服,头上还扎着一个发髻,打扮的那些相扑运动员们差不多。见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们,久美子走过来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若乃花大关。”
  我说难怪这张脸会这么熟悉,他就是电视上常出现、报纸上也常登出大幅照片的那个日本相扑明星,那段时间他正与这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











第八章 骗与爱(3)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











第八章 骗与爱(4)


  那么,被悠悠欺骗后,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是不是就因此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呢?我可绝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当时她也是我真心想要结婚的女人,被骗后是有些接受不了,感情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要在夜晚的歌舞伎町生存下去,不被别人打垮,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换句话说,脸皮不厚一些是不行的。不管心里有多痛苦,即使心在抽泣,外表还必须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只有这样,“对手”才不至于乘虚而入并打垮你。如果有人看出“李这个家伙最近好像心思不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第八章 骗与爱(5)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这种花钱的快感甚至超出了其他的感受。不,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我在初恋般地追求一个陪酒小姐,尤其是对于备感失落的我来说,精神上的快感可能大于肉欲上的亢奋。每当霞在努力讨好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泄和复仇的感觉,有时候,我想:妈的悠悠,你让日本男人干,我这里也在干日本女人!我没有输给你!可是每次完事后,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失落。或许,我一时无法从悠悠的阴影里走出,就连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的霞,也不能使我真正快活起来。
  我和霞共交往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分手了。
  三个月的时间,为她花的钱包括支付“卡巴库拉”店的花费,共用掉了四百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元。
  说实话,霞确实是一个年轻而可爱的女孩,但并不是我爱的女人。说到底,这个日本女人只是我摆脱情感痛苦的替代品,我对她不过是一个能送她礼物、为她花钱的客人而已。而我也不是她真心相爱的男人, 分手也很简单,我只给了她十万日元了事。霞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李哥!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还请来店里玩。”
  可是,还有半年时间,我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我的学生签证也无法再续签了。
  人生真像一场戏。我的意志就要完全消沉下去了。
  我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情绪急躁,待客的态度也缺乏耐心,结果客人都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11月的一天,我上完学校的课回到中野的住处,可能是显得过于憔悴,美容院的久美子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李哥!你怎么了?平时见到你什么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好像快活不下去了似的。是不是生病了?”
  当久美子那被太阳晒得非常健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久美子不胖,但身体非常健壮,让我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你说的没错,我已经快死了。”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久美子热情地邀请我:“店里现在不忙,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也许我能帮帮你。”
  久美子的面庞就像太阳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全部告诉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久美子的面前我都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三岁,但在她面前却有一种如同孩子在母亲面前的感觉,她总是能包容我、理解和帮助我。我像孩子得到母爱那样得到她的关怀,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恋母情结”?
  “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











第八章 骗与爱(6)


  “我还想继续留在日本,但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真想找一个日本女人结婚算了。可是……”
  “那就结婚吧!”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婚?谁结婚?你说我?哎!和谁结婚?”
  久美子的表情非常认真,她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李哥!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等着久美子后面的话。
  “如果李哥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我可以和你结婚。”
  她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结婚。我不希望作假,如果你愿意娶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们可以结婚。”
  说到这,久美子才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这样虽然能帮我,不过,久美子,你找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结婚岂不是更好?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怕委屈了你。”
  “我们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不就行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它能带给人激情,充满挑战。我不是那种只求安定的女人,我们结婚过着试试看,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再离婚也可以啊?”
  这话让我有点着急。
  “不行!离婚不行!离了婚,签证就麻烦了。”
  没想到久美子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起来。
  真是幸运!这是我来日本后碰到的又一次幸运事件。就如同极度窘迫之时,突然有神人相助那般。
  一个月后,我和久美子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结婚,我们彼此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我却被久美子的真情和宽容深深地打动。我自信能跟久美子生活得美满。结了婚,签证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我的生活激情重又高涨起来。
  幸运一桩接着一桩。这一年年底,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期间创作的服装设计图,获得了《读卖新闻》报评比的设计奖。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的1992年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从不幸到幸运,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第九章 往日回首(1)


  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第九章 往日回首(2)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第九章 往日回首(3)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习芭蕾,并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随团赴各地演出。而且,由于年少就离开父母,又跟着从事演艺的叔叔阿姨们跑江湖,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大人们之间的故事,比如两个女演员为了一个好看的男演员争风吃醋,一个女演员为了能够跳主角而委身屈就剧团的导演。由于我长得清秀,所以也很受团里兄弟们的喜欢。有一次团里停电了,夜里黑糊糊的,同团的一个男孩子抱着我的脸狠亲,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脸都被亲紫了。这件事后来一直传为团里的笑料。慢慢的,我渐渐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二十一岁时,我从歌舞团退了出来。我知道,专业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是很短暂的,没有了一张年轻的脸,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但是,这岂是短期内就可练成的?!于是,我离开了歌舞团,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先是成为湘潭调压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对调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塑料厂,不过,我对塑料厂里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便跟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交换了工作岗位。于是,我开始跟我喜欢的服装行业打上了交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很快进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吹起了春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努力的话,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我曾经尝试着去演电影。主角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赵尔康。一听说是能跟他一起演,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使自己成为电影演员的机会。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导演叫我马上参加拍摄,我很有些得意洋洋。片名叫《特殊身份的警官》,讲述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殊死斗争的故事。我演的角色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一登场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还是为我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这部电影在当时挺受欢迎,为了多看几次银幕上的演员表里自己的名字,我去了好多次电影院,有时这还成了我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去看电影吧!那上面有我演的镜头。”
  “真的?你没骗我吧?”
  女孩子会带着好奇和敬佩随我一起进去。
  可是,电影看完后,女孩子却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你的镜头在哪儿?”
  由于我在导演的眼里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资,所以没有在电影界继续混下去,从那时起,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以为我当演员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居然又会在日本出演日本拍的电影。命运总是会如此捉弄人。1998年,由日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天赋,但却没有丝毫的表演天才。于是,我打算进入商界。这一年,正巧父母在长沙开办文学函授教育,创建了函授教育学校“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我任这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职务。
  1982年,受《山西青年》杂志办刊授学院的启发,在长沙十中当语文教师的爸爸发起创办了以文学创作专业为主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起先办了个面授班,后来发展成了函授。当时个人是不能办学校的,所以就请湖南省作协、美协和民间文学协会出面牵头来合办这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高考难度很大,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所以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的学员络绎不绝。
  这所“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办学方式是,定期将教材寄到学员手中,学员将这些教材阅读后,按要求解答里面所附的试卷上的提问,然后将试卷寄回学校。学校用红笔改过后,再寄回给学员。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极受欢迎,学校设立才仅仅三个月,当时,每个学生缴报名费和第一年的教材费、学杂费共计十一元五角, 五万多名学员的报名费总额为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当时使用的教材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的教材,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要派教师到学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巡回面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在全国东奔西走,忙于为学校邀请顾问,拜访一些有名的作家,请他们编教材、出试题、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我还参与定期发放给学员的《文艺报》的写稿、采访和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去采访一些知名作家,并请他们写一些感想什么的。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内心却非常充实。











第九章 往日回首(4)


  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











第九章 往日回首(5)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三十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往往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一上午的服装设计术语测验是最难对付的,平常上课时老师说的日语充其量我只听懂百分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术语。听惯了街头粗俗的日语,我对有身份的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语却感到茫然。
  好在我是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然后将作业交给她们,由她们代我完成。绝大多数女孩对这种“交易”感到很满意,因为对于一般的日本女孩子来说,日常花销方面除了家长会给少量之外,其余的主要靠自己打工,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差”则是可望不可即的,更何况我的出手大方和风流潇洒更是她们之间议论的话题,甚至不给钱她们都愿意帮我。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喜也是我的护身符之一。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英俊得多,属于眉清目秀又英俊倜傥的那种。在日本的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恰恰属于这一类男人喜欢的对象。那些中青年老师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的付出,只要对他们殷勤一些就可以了,我的身体当然是不让碰的,那样,性质就变了。
  这些小伎俩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设计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饰。同那些女学生一样,他也乐不可支,如果不是碍于“师道尊严”,保不齐他会扑上来拥抱我一下。
  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穷学生的我,却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由他们去猜测吧,把自己搞得神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在学院里,我最喜欢的课是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因为这是我学习服装的真正兴趣所在,也是我来日本的最初目的。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那时,老师评价我的服装时称我的设计充满了某种特殊的爱意。后来,由于我有了久美子,生活渐渐轻松起来,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通过努力,我的服装设计知识、审美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几百万日元的学费也物有所值。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便开始在东京寻找与服装相关的工作。但是,事实是冷酷的。一个外国人想跻身于日本的上流社会是很难的,想在日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养家糊口,我依然在歌舞伎町继续我的引路人工作。但是,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记将自己的服装构思画到图纸上,权当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一个由日本兄弟企业赞助的业余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赛在北京举行。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虽然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专业服装设计师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作为爱好,也为了将在日本的四年学习生活作一总结,所以,我毅然报名参加。结果,我的设计作品被选中参赛。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开始重视服装潮流、时装展览和比赛的时期,各个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比赛规模盛况空前,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文化人也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的设计最终遗憾地落选了,但在比赛结束后召开的晚会上,我却认识了中国国内著名的服装杂志《时装》的编辑,她给予我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她了解到我是刚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的,便试探着问我:“你人在日本,能不能帮我们就近采访一下日本举办的各种服装展览,将日本服装界的最新动态写出来,配上照片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每期杂志都发表你的文章。”
  我没有半点犹豫,一口承诺下来。原本我就一直盼望着能从事与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既然我的设计得不到业界的认同,那么,我想,我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字来传播自己对服装的认识。因此,《时装》编辑的要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中国的杂志稿酬标准自然非常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一千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日元仅一万五千左右,但是,只要我还能在歌舞伎町混下去,我就可以支撑自己对服装的热爱。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就能够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日本的时装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随时参加他们的作品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我觉得它将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亮点,甚至可以说它比在这次设计比赛上获奖还重要,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从此,在歌舞伎町“导游”身份之外,我又多了另一个头衔——时装评论员。











第九章 往日回首(6)


  然而,采访文章即使我还能勉强应付,但是对于时装摄影我却是一窍也不通。我那逢场作戏的性格却让我满口“没问题!没问题”地答应下来,但真到了要去时装表演会场拍照时,我却抓瞎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总不能带着个傻瓜相机跑到会场上去乱拍一通吧?即使是苇子送给我的那台佳能EOS,拿到一流时装摄影师面前也是会被笑话的。
  回到日本,很快就迎来了著名设计大师山本耀司的时装作品发布会。我在距发布会只有两个小时之前,才在新宿西口的照相机专卖店匆忙买了一台专业记者用的尼康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我偷偷塞给年轻售货员一个包着小费的纸包,他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操作方法快速教会我,我背上摄影包飞奔向会场,就此上阵。说起来,平时我哪会有时间去选购照相机,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摄影,所以才导致这般狼狈地临阵磨枪。
  时装发布会会场设在东京滨松町的山本耀司自己公司的仓库内,我在会场入口处领到一个记者证挂在脖子上,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几十个摄影记者在那儿各自摆好架势恭候表演的开始。我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于是绕到摄影记者们的对面,迅速掏出我的家伙试起镜头。
  咔嚓!咔嚓!按刚才售货员教给我的操作方法,照相机开始正常运作,闪光灯也没有问题。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我能对付过今天的采访和拍摄任务了。正当我安下心来时,一名留有胡须、体格健壮的摄影记者冲到我面前,大声训斥起我来。
  “八格牙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摄影记者的位置不是在那边吗?你的闪光灯在这儿咔嚓、咔嚓地,谁还能拍得了照片?”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没有任何知识,不懂得任何规矩,完全是无知而鲁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摄影记者们的群体怒视之下,慌忙退到了摄影师阵列的最后面。可是,在这个位置哪里还能拍到照片?我向刚才冲我发火的那个留着胡子的摄影师鞠着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原谅!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规矩不懂。拍不到照片上面会怪罪我的,能不能在您的旁边让我拍几张?请多关照!”
  对方长相挺凶,实际上却是个好心人:“原来你是第一次啊?真够佩服你的勇气的。”他听完我的话竟豪爽地笑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一次虽然没有拍到多少有价值的照片,我却因此和那些摄影记者交上了朋友,此后我经常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些摄影技巧。我的时装摄影水平也逐步提高。很快,我拍的照片就时常被选中并发表在《时装》杂志的封面上,这给我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而我的那些摄影记者朋友和熟识的服装评论家们,他们只知道我作为记者及评论员的一面,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夜晚”的面孔,他们至今还以为我只是一名中国服装杂志的专业记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其实每天都在不停地与日本的黑社会、警察以及各色犯罪分子周旋和较量着。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往往会泛出一种五味俱全的滋味。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有多种面孔的家伙,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只求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并能以此为乐。
  再后来,我还和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起了冲突。我在北京时装设计比赛会场上拍的照片,被他们擅自采用了。这家公司虽是此次时装比赛的赞助商,但他们在采用我的照片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
  我在做时装评论员工作的同时,还做些翻译兼协助采访的工作。
  1995年我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再次赴北京,采访北京时装设计比赛时,发现兄弟公司盗用了我的照片,刊登在该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最初,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怎么样,也并没有想难为此公司,只想让他们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的态度却十分傲慢而蛮横,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这种态度惹怒了我。自视发达国度的日本,不是非常注重维护“著作权”、“肖像权”之类的知识产权吗?怎么会如此无视我的意见,还摆出一副无礼傲慢的态度?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于是,我回到日本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回公道。
  久美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支持我的举动。于是,我花钱雇了律师,正式向我的对手发出了抗议,并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结果,对方感到事情要搞大了,主动提出和解,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和律师商量后,我决定接受和解。他们付给我二十万日元和解金,并对我道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一个人在与日本大公司的斗争中,没有半点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大长了我的志气,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对手是谁,大公司也好、黑社会也好、警察也好,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希望自己能不畏困难、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1)


  有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后,我开始出入服装界知名人士的各种聚会。
  1994年的春天,我在著名服装设计师花井幸子的作品发布会上进行采访,在随后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位人物是个年迈的老人。在人才济济的众时装设计师当中最为突出,他被众人包围在中间,衣着异常华丽,周身焕发着光彩。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着什么,大有众星捧月之势。
  这位老人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五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粉红色针织背心,下身是一条纯白、笔挺的裤子,一身打扮简直就像是一个模特。头上戴顶橙色无檐帽,眼睛上是一幅70年代初流行的那种墨镜,气质上给人以一种很有知识和教养的感觉,尽管已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到“帅气”这个词。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我对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向身旁的一位摄影记者打听。
  “他就是日本时装界的大名鼎鼎的长泽节先生。”
  原来是他!长泽节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他就是培养出日本一代时装名流的“泽现代服饰美术所”的所长,像金子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穗积和夫等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时装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位让服装界人士肃然起敬的老前辈。而此刻,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就站在我的眼前,我激动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一定要结识他!”我向身旁的同行说了句这样的话,就手持名片、忐忑不安地一点点挤进层层人群,来到老人面前。
  “长泽老师,非常冒昧,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叫李小牧。今天终于有幸见到老师,不管怎样都想和您认识一下……”
  我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吞吞吐吐地说到,没想到,长泽先生却一下子握住我的手,大声说:
  “嗬!真不错!真不错啊!”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什么不错?”
  “原来你是中国人啊!难怪身材这么好!真是太棒了!”
  他一向以喜欢年轻、漂亮特别是清瘦型的男孩而出名。战争年代,他所画的美女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模样,因此被当时的决策层军部指责为“不健康美女的画家”,甚至还受到过禁笔的处分。长泽先生酷爱的对象,不管男女,一律都是那种长相漂亮、又瘦又高的类型。
  按年龄来说,我当时早已不属于是漂亮男孩了,但幸好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自己的体形还说得上自信。那时的我也许正是长泽先生喜欢的类型。
  “小李,一定抽空到我的学校来玩。”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您的学校找您吗?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日本人一般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饭”、“什么时候一起喝酒”或“来我家玩”,都不可当真,那一般都是礼节性的语言。我经常难以判断这些话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只是客套,所以当时对先生的这句话也同样充满了疑惑。
  “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小伙子,我更喜欢你了。不用顾虑,一定来找我!”
  几天后,我找到了位于新宿区的一栋只有六层但非常气派的大楼,这就是“泽现代服饰美术所”。
  长泽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把我带到最上一层,写着“学生免进”的他的个人休息室。
  说实在的,当他说“走!到我的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时,我着实有些心情不安。但一想到对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管怎么也不可能向我发动“突然袭击”时,也就不再有什么顾虑,照着他说的跟着他上了楼。
  实际上,从长泽先生看我的眼神,我直觉上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只是,他的眼光并没有令人讨厌的色迷迷的味道,而是一种欣赏、一种赞许,而且,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后来长泽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李,我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只要是漂亮的。”先生喜欢所有美丽的人和东西,只要美丽,不管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美”就是先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性恋者!”
  长泽先生好像真的很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喜欢我的脸形、五官和身材。平常,如果是从一个男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表白,那一定会让我非常厌恶,甚至恶心,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听到长泽先生这样对我说时,我却没有什么不适之感,甚至还可以说有些沾沾自喜。长泽先生让我很感动,他对人毫无偏见而且坦诚,使我对他心怀敬意。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2)


  那天长泽先生穿着宽松的衬衣,坐在带有顶棚的床上,抓着我的手,一边轻抚,一边感慨:“这手指多长,形状多漂亮!但可惜的是,指甲太长了。不注意经常修剪的话,那就对不起这么漂亮的手了。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可别忘了把指甲修剪好。”
  他抓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触摸着,接下来又命令我:“把脚伸过来!”
  “啊?我的脚?”我有些犹豫。
  “是的!把脚给我看看,快点伸过来!”
  我只好照着他说的把脚伸过去,没想到先生慢慢将我脚上穿的白色运动袜给脱了:“这种袜子太普通了,应该穿更性感的漂亮袜子。噢!手指那么漂亮,没想到脚也这么漂亮。但是,真可惜!看看,脚趾甲也这么长。”
  他说着,又将脸颊贴到我的脚上。
  “小李!你的身材可是太棒了!这可是天赐的,真难得。你有女朋友吧?”
  “有!我已经结婚了。”久美子温婉的脸浮上我的心头。
  “是吗?啊!这么漂亮的身体只让老婆一个人占有可实在是浪费。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学校来当绘画课的模特儿?我平时并不刻意教学生什么,但有一点,我总是尽量让他们去欣赏、去用心感受美——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学习。”
  我倍加小心地问:“当模特儿可以,不过是不是裸体的那种?”
  听到我的问话,长泽先生大笑起来:“哈哈!原来你还这般害羞啊!”
  在生人面前脱光衣服,这对于我可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在很多人面前。而且,我即使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那种叫做“钱汤”的地方洗澡,都感到很不自在,何况是做模特儿。只要一想到自己站在众人面前光着身子,众人都用认真、审视的眼光一齐盯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像是要下地狱般不自在。
  “对不起!裸体可绝对不行。”
  长泽先生对我的拒绝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脱衣服怎么样?不脱衣服就没问题了吧?”
  从那以后有一年时间,我每周一到两次去“泽现代服饰所”当模特儿。尽管是穿着衣服,但同时面对几十名学生,被这么多人围着,起初还是有强烈的抵触感。但是,一两个月过后,慢慢地习惯了这项工作,那种抵触感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被注视的快感,那种当芭蕾舞演员时常常感受到的表现欲又复苏了。
  不过,歌舞伎町的活动一年比一年费神费力,结果,我的模特儿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宣告结束了。但是那段经历还是成了我人生的宝贵经验。
  模特儿工作结束后,长泽先生依旧约我一起喝茶、吃饭,谈论时装、电影等各种话题。先生除了时装设计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评论家,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电影评论。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不时带给我新观点和新认识,使我耳目一新,我丝毫没有那种和一位老人谈话的感觉。
  1999年6月22日,我得到了长泽先生去世的噩耗,他终年八十二岁。
  我参加了在青山殡仪馆为他举行的葬礼。葬礼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参加葬礼的人的衣着尤其引人注目,很多人的打扮都极富个性色彩,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的黑色葬礼服一点不像通常的葬礼时穿的那几种固定样式,充分显示了“长泽流”的葬礼风格,这也算是给他时装界大师的一个完好纪念和总结。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位在日本结识的老师,他是一位真正有自由人格的老人。
  在与长泽先生的交往时期,久美子平安地产下一子。孩子很可爱,继承了我的眉清目秀,也继承了他母亲恬静的微笑。在歌舞伎町的紧张工作之余,我把心力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抚养上。
  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3)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4)


  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5)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6)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不是因为公务而给我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在大街上看见你,都被李先生的风度所吸引。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高达郎”的演员长得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姑且叫他“名高”吧。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很受日本人欢迎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还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信息。以后可能还会麻烦到你。当然,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一定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的。”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的阳光。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警民关系的朋友,他与那些寄生歌舞伎町的蛀虫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第十一章 毒(1)


  我说过,歌舞伎町就像一朵妖艳的毒花。是的,除了色情、凶杀,歌舞伎町暗地里流行的还有令人成瘾的另外一个东西——毒品。
  1994年冬天,新宿的街头寒风凛冽,歌舞伎町一些布制的招贴画迎风飞舞着,上边画的都是那些招徕生意的裸体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些耐寒而色情的女子正在寒风中激情地跳着脱衣舞。已经看惯了这些招贴画的我,对此兴味索然。天寒地冻才是最真切的感受,我真想一头扑到温暖的家里,和儿子一起玩他的小布偶。不过,我必须工作。
  迎面走来一个瘦高个的中国男人,他身穿米黄色大衣,里面是一身黑色西服和深红色衬衣。他站到我的面前,眼球向外突出,异样地发红,有点像某种爬虫类动物。他给我的感觉有些不干净,让人本能地敬而远之。
  “大哥!天真冷啊!”他笑着对我说。
  我嘴里一边吐着白雾,一边用脚跺着地面,点头回答:“是啊。”
  “大哥!真服了你。这么冷的天,居然还能一直站在大街上。我已经看见你很多次了。”
  这男人边说着,边发出一阵令人很不舒服的笑声。我每天都固定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当然免不了被各种各样的行人注视,但被眼前的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男人说注意过很多次时,我的心里还是有毛毛虫爬过的感觉。
  “我想去洗个热水澡,你知道哪家店允许让身上有刺青的人进吗?”他问。
  “你是黑社会的?”
  “不错!香港的。”
  男人似乎很是得意,又发出一阵令人讨厌的笑声。
  我打算先把他带到能进的店去再说。
  走进一家色情澡堂的自动门,他把大衣交给迎上前来的店员,回头对我说:
  “你的钱我付了,一起进去洗!”
  “对不起!我现在正在上班。”
  我拒绝了他。但他并不死心。
  “那这样怎么样?除了洗澡的费用,我再另外给你两万日元小费。”
  一个小时两万元钱也是值得的。我答应了:“那我在休息室里等你一小时。我要是现在洗了澡,待会儿出去就更经不住冻了。后边我还要站大半个晚上呢!你在里面,如果有什么事,就招呼我一声。”
  于是,他交了他一个人的钱,然后又从钱包里那一沓厚厚的万元钞票中抽出两张放在我冷冰冰的手掌上,说是给我的。
  “你可得在这儿等着我出来啊!”
  他又发出一阵怪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把黑色西装和深红色衬衣一股脑儿脱下,露出精瘦的上身。他的脊背上纹着一个被蛇缠绕着的裸体女人,在厅堂的昏黄灯光下发出一种邪诡的光亮。
  和我关系很熟的店长慌忙用身子挡住他,催促道:
  “您请!里面请!”
  幸亏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客人。一般的色情店铺为了避免惊吓到别的客人,也会在店门前贴出“禁止文身者入内”的告示。
  可那男人脸上依然浮现出满不在乎的笑容,突然将裤子也在我们面前脱去。
  店长面有难色地看看我,我慌忙用广东话催促:
  “你,快!赶快进去吧!”
  精瘦男人邪邪地笑着,消失在楼道尽头的小房间里。
  结果,他并没有按时出来,而是延长了时间,大概是在里面跟色情女郎一起,不断消磨时间……我在休息室里被迫等了三个小时。
  店长担心地跟我说:
  “那个人很危险,我看他一定在注射毒品。”
  他说着在自己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打针的姿势。对!那家伙要是不吸毒,怎能在里面持续三个小时?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男人终于从里面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他说着又掏出两万日元给我。
  我甚至有些不愿碰到他枯瘦的手:“那,再给我一万就行了!”
  他依旧嘿嘿笑着回答:“两万都给你。然后,陪我去喝一杯!”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正犹豫着,那男人固执地拉了我出来。
  真没办法!今天真够倒霉的。我跟在他身后没走几步,冷风迎面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走出一条街,正好和我的“保护人”铃木打了个照面。
  “啊!您辛苦了!”
  我给铃木鞠了个躬。谁知,那男人在一旁用广东话说:
  “兄弟,你怎么在日本的黑社会面前这么低声下气的。呸!日本黑社会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着挑衅似的将一口痰吐到铃木的脚边。这个浑蛋!我急了。谁知铃木居然没有恼怒,只是脸上显现出一种尴尬的笑容,说:
  “小李!你怎么还有这么不懂礼貌的朋友?”











第十一章 毒(2)


  “对不起!这个人一点不懂规矩,我会让他收敛着点的,请一定忍着点,别发火!”
  我正好言劝解着铃木,第二口痰又飞到了铃木脚下。铃木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起来,他气势汹汹地冲到了那男人的面前。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不管是香港的还是日本的,黑社会的人都不是好惹的,再说真的弄到火并街头,我也摆脱不了干系。我慌忙站到那香港男人的面前,用两只手按住他的两肩,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决地用广东话说:
  “求求你!给我一个面子,就算是帮我一个大忙!我低声下气也是万不得已的。这里不是中国,不是香港,这是日本的东京。我在这里是一个外国人,我必须生存,必须养家糊口。求求你!千万别在这里惹事!”
  两个人都被我的高度紧张弄得有些僵住了,局面暂时沉默着。但周围已经有一些路人停下脚步,注意着这边的动静。我又转向铃木:
  “待会儿我会去找你的,请一定忍着,先去忙你的吧!”
  听了我的话,铃木默不作声地点点头,随后转身消失在人群当中。当天晚上那男人走后,我将包着两万日元的纸包塞给铃木,才算平息了他的不满,可当时他的样子着实吓人。
  在街头闹过以后,我和那个男人一起进了一家韩国烤肉店。一杯生啤酒下肚,我们先是随便聊了些不相干的话题。那男人对面前的烤牛肉没动一下筷子,倒是要了三个人份的牛肝烤着吃了,只吃得满嘴都是牛血,一边还不时地发出怪笑声。真是个让人从心里感到不舒服的古怪家伙。没办法,谁让我被他抓住了呢?
  一个小时之后,看两边的桌子都空了,那男人开始转变了话题。
  “你吸毒吗?”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卖过吗?”
  我再次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想不想发点横财?”
  我坚决地摆了摆手,又合掌给他拜了拜,表示求他不要让我和毒品有任何关联。难怪这家伙能在洗澡店待几个小时。果然是毒品起的作用。
  “这可是桩能发大财的生意,这份活也不是轻易能找人做的。刚才你用两手按住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你有这份能耐,因为你遇事不乱。连日本黑社会的家伙都能听你的,算你有本事。你就跟着我干,保证有前途。只要你拉客人的时候偷空搞上一点,随便就能赚两套买房子的钱。”
  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日本卖的毒品大多是朝鲜制的,不过都是一些伊朗人和泰国人在贩卖,还不知道有中国人干这行。
  “有中国人卖这个吗?我好像没听说过。”我机警地问他。
  “所以才找你的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本来就是个拉皮条的,既有客源,又不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谁会想到你敢在大街上公然贩毒呢?这简直就是个死角?”
  我注视着男人那充血的双眼,毅然说道:
  “我不是拉皮条的,我是个导游!”
  空气瞬间凝重起来。
  如果他再继续提什么要求被拒绝的话,这家伙身上的血恐怕就要沸腾起来了,到时候保不准他会怎样发作。我不想把局面闹到不可收拾,于是将口气又缓和下来:
  “钱当然想挣,房子也想要。但我早就对着我孩子熟睡的脸发过誓,不管有什么情况,也绝对不会和毒品沾边。”
  看着我认真的样子,他说:
  “原来是这样!拿孩子来说事,那我得投降了。”
  他没有再继续要求下去。
  “这顿饭算你请了!
  那男人脸色阴沉,说着话就站起来,径直走出门去。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他现在还在歌舞伎町的某个阴暗角落里窥察着,寻找那些能够帮他推销毒品的中国人。
  毒品,这个词以前似乎和我的生活很遥远,但从这个香港黑社会家伙出现之后,仿佛突然间成了我身边的一桩平常事物。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摇头丸正是从1994年冬天开始流行的。
  这天,我百无聊赖,我没什么兴致,就提前结束了工作,准备在回家之前先到一家很久没去了的中国人开的酒店喝酒。店里新来了几个小姐,其中有一个歌唱得不错,她自称是国内某省歌舞团的演员。我和她多唱了几首歌,到夜里十一点左右才从店里出来,独自一人经过新宿大剧院后面的情人旅馆街往地铁方向走去。
  刚走到一个暗处,突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用中文问我:
  “你一个人?”
  我侧头看去,向她摆了摆手。
  “一起去玩吧!”
  这时,我的眼睛已经能适应黑暗,我说话的是个看上去年轻,但体态相当丰满的中国姑娘。我对她站在这里有些好奇,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站在街头的流莺,但大多都来自南美和东南亚,中国人极为罕见。说良心话,在这一带的街头流莺是最辛苦的,她们不用拉皮条的,因为她们直接推销自己。但在夜晚风寒的街头,连我都觉得冻手冻脚的时候,一直站着或踱来踱去的她们还得穿上暴露性感的服装,她们的辛苦便可想而知。我不大明白,她们为何不找一家店铺,而非要流浪于街道?但我知道她们的背后,同样被黑社会无情地操纵着。我听铃木说过,这些街边妓女一次卖身能得到一万五千日元,但至少要上缴六千日元给黑社会。











第十一章 毒(3)


  基于某种同情和好奇,我温和地问眼前的中国女子:
  “玩什么?去哪儿玩?”
  “去跳舞怎么样?”
  她一边说着,一边炫耀似的把她的两只丰乳靠了过来。我这才看清了她的脸,她长得并不漂亮,表情倒挺可爱。
  “到哪儿跳?”我想在回家之前再去蹦蹦迪也不错。
  听到这问话,她扭着腰说:
  “你知道新宿有一家地下舞厅吗?”
  “地下舞厅?还有这种地方?不知道。”也许我的关系户里需要再添加这么一个店了——我的职业病又犯了。
  她笑了,示意我和她一起走。
  原来她说的“地下舞厅”就在新宿区役所大街上一座楼的五楼上。走进去,我发现这个地方平时是一家普通的酒店,只是晚间被人租下来,当做舞厅使用。这个大致有三十帖塌塌米大小的店内,像早晨上班高峰的满员电车一样,被涌动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细看这些人,几乎全是年龄在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从很多人的神情装束上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他们在充斥着整个空间的激烈疯狂的音乐伴奏下,一律拼命地摇着头,跳着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独特的舞蹈。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幅情景看起来就像是炼狱里的狂欢。
  我们挤到柜台前,找了两个空位坐下,要了两杯啤酒。然后碰了碰杯。
  “我姓林!今天好好玩玩。”
  她大声说着,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随后,她从包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纸包,打开后,里面是五粒蓝色的药片。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摇头丸”三个字。“摇头丸”当时在旅日中国人当中迅速流行,是一种软性毒品,片剂,分蓝色、白色、灰色、粉色等各种颜色。效果相同,此前也有人到我的面前来兜售过。我听说人吃了这药后,身体会随着音乐不知疲倦地摇摆,同时连续地摇晃脑袋,同时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陶醉感。所以它被称做“摇头丸”。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的心不知为何有些动摇,借着已有的轻微醉意,我试着从她的手掌上取了一粒放进嘴里。
  在林的催促下,我跟着她挤到舞厅中央。
  她像一根被拧紧了的橡皮筋一般,一下子朝相反的方向弹了起来。她的身体随着狂躁的金属般的音乐疯狂摇动,动作竟然变得灵敏而轻盈,与她那有些肥胖的体形极不相称。看到动作缓慢的我,她大声狂叫:
  “快!快!加快动作!把头摇起来!摇起来!”
  拼命摇着头的林的身姿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越摇越快、越摇越快。
  不可思议的幻觉开始出现——
  轰然的音乐声直冲我的脑顶,鼓点像是一下下敲在我的脑壳上,那些枪弹般的音符密集如雨,而我宁愿被打成筛子。
  视野开始模糊,全身被汗水浸得透透的。
  肠胃里翻江倒海,一阵恶心突然袭来。
  我停住摇动,用手捂着嘴,奔向厕所。
  我跌跪在便器前,一气狂吐起来。所有的内脏都好像要从嘴里一齐吐出,剧痛难耐。我整个人几乎虚脱,但与此同时,却有种病态的舒坦感觉,因为身体一下子变得飘飘然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情人旅馆的床上一觉醒来时,头颅内阵阵剧痛。我侧身看到了睡在旁边的林,她那化妆褪去的脸又丑又肿,在睡梦中张着嘴,嘴角上还留着口水的残痕。她睡得很香,甚至还打着鼾。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知道自己此时一丝不挂,但全然不知昨晚后来发生过什么,包括我是怎样走进这家旅馆,又是怎样爬到这张床上。
  我看了看床头的小柜子,一只撕破的避孕套包装袋躺在那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在那样的糊涂状态下,我还没有忘记带上套子。呵呵。很好。
  我强忍脑袋的疼痛,起身在沙发上俩人混杂在一起的衣物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穿好。在镜子前,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觉得好些。我走到房间门口,摸了摸身上的财物,没缺什么。我看了她一眼,林还在熟睡。我打开门,然后关上。
  后来我在第一次遇见她的街头又见过她一次,我们彼此都一愣,随后才认出对方。不过,她只是对我笑笑,朝路边另一个男人走去,我猜想,那应该是她的下一个猎物。
  再往后,我没有见过林,虽然我经常穿行于那几条小街,经常被故意暴露的拉美女郎拦住。
  而我和毒品的接触,那是唯一的一次。此后,有人劝过我吸大麻,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承认那一晚,我确实感到了内心的空虚,但毒品并不能真正地填补消解这种空虚,它只是一个骗子,暂时用幻觉欺骗你,随后骗局揭晓,你只会立即感到空虚在加倍地增长。











第十一章 毒(4)


  要消除空虚的最好办法其实就是找到空虚的源头,然后,掐掉它。
  那天我离开情人旅馆回到家,当我看到妻子抱着儿子给他哺乳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空虚的来由。久美子只是抬头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却没有说更多的话,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也没有问我昨晚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她继续低头望着儿子,口里只是欢喜地叫着“宝贝,宝贝”,眼睛里充满了甜美的母爱。
  我看着她们母子俩,禁不住开始苦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父亲那皈依佛祖的光头,我仿佛体会到了当年父亲对我和母亲亲密的嫉妒和无奈……
  1995年,歌舞伎町开始流行一种叫做“依妹酷拉”的色情店。所谓“依妹酷拉”,就是把英语的“image”和“club”的日语发音混合在一起,创造出的一个新词。日语就是这样,动辄出现一些来历古怪的新词汇,而且还是你在字典上找不到解释的。比如这个“依妹酷拉”,向外国顾客介绍这种色情店的具体服务内容,就堪称是一件难事。它里面的服务内容真是五花八门,什么“痴汉游戏”、“小姐游戏”、“夜潜游戏”、“AV导演游戏”、“AF游戏”……就连我这个歌舞伎町的老江湖,彻底弄清这些五花八门的“游戏”内容还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比如,最初看到“AF”这两个英文字母时,我想到的是照相机方面的专业用语,于是就寻思这该是怎么个玩法,但一问之下,原来是“肛交”的意思。
  在了解了“依妹库拉”店的大体经营内容之后不久,我与坐落于第一番大街的一家名为“黑桃A”的店铺成功签约,它成了我介绍的第一个 “依妹酷拉”店。随后,我还和这家老板雇的店长善男成了朋友。我有一次成功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个香港来日本拍电影的剧组,五六个演职员去玩得很尽兴,而财大气粗的制片人临走时还给了善南十万日元的小费,说是店里人人有份。善男要给我一半,我只收了一万。善男对我非常感谢,感觉也亲近了好多,此后就改口叫我“大哥”。
  晚上我站在街上,善男时不时地会从店里出来找我说会儿话。他比我小四岁,既然叫我“大哥”,和我说话每次都使用敬语。
  “大哥!辛苦了!每天站在大街上,真辛苦啊!最近生意不错吧?唉!经济不景气,我们店里的生意可是糟透了。有客人一定给我们带来,外国人也非常欢迎。”
  他的身高有一米六五左右,非常瘦,脸色总是发青,一副很不健康的样子。我觉得是在那种灯光阴暗的房间里待得太久的缘故吧。只要他一笑,就露出缺一颗门牙的“内幕”。虽然日本人牙齿有毛病的太多,但他这副样子看上去还是有点像脑子不怎么好使的感觉。不过,我知道他是个品质不错的人。
  “大哥,中国是不是也有跟女人耍流氓的痴汉?”
  “大哥!你是喝母乳长大的?我可没那个福气。我是妓女养大的。真的!”
  “怎么样?大哥,你也来我们店里玩玩怎么样?给你介绍个漂亮妞。”
  “大哥,中国人是不是都会点功夫?中国功夫和空手道哪个厉害?”
  ……
  善男很喜欢聊天。遇到忙碌的时候,我就懒得理他,但心里却非常喜欢这个长不大的孩子般的男人。
  很快,我和“黑桃A”的老板也成了朋友,他们在组织全体店员到伊豆旅行时,还叫上我一起去。我当时工作比较忙,脱不开身,但善男却再三央求:
  “如果大哥不去的话,我也不去。”
  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久美子一起带着儿子和他们一起出发。
  可是在伊豆的那个晚上,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
  平时性格开朗的善男这时却显出了异常,他的目光阴郁,也有些呆滞。当大家正在轮番干杯,玩得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发疯般狂叫:
  “啊——”
  他究竟怎么了?我的儿子被吓哭了。我急忙站起来,抓住善男的手腕,但被他甩开了。久美子慌忙抱着孩子躲到角落里。善男扑向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男同事,大叫着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浑蛋!你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什么?你说!”
  宴席被搅得一片混乱,酒水四溅,几个女人大声尖叫,饭馆的主任也跑了过来。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善男拉开,我没想到看上去几乎瘦得皮包骨头的善男力气还真不小。
  “行了!有完没完?给我住手!”
  老板发火了,上去给了善男一个耳光。善男被这突如其来的耳光打愣了,随即抽泣起来。
  我们把他架回房间,看到他躺在榻榻米上,哭着哭着声音低沉了下去,竟然很快就睡着了。老板向店主道歉之后,神色很严峻,这次旅行的气氛也被搅乱了。我们坐在大厅里说起善男,据老板讲,善男从一个月前就经常有些不同寻常的表现。











第十一章 毒(5)


  “这小子一直都很正常,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搞的,老有些奇怪的举止。比方说在店里突然怪叫,吓人一大跳。有一次还对店里的一个小姐说,她的身上附着什么复仇的幽灵,让她赶快想办法除去,结果吓得那个小姐好几天不得安宁。善男可从来都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小子,所以我当时也就是说他两句,根本没想过把他换掉。可现在看来,我不得不考虑一下了。我看他真是有病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善男的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李!善男死了。原来他一直在注射毒品……”
  原来,善男三天前开始就无故缺勤,店里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他在店里干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无故缺勤过。老板有些担心,驱车到了他住的公寓,按门铃也没有回音,于是只好找到房东打开门。六帖塌塌米大的房间里并没有善男的影子,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的门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善男大睁着眼睛坐在浴缸里。他们叫他,但没有任何动静。原来他早已经死了,浴缸的底部是一层干涸的血迹,他的伤口在右手腕上,血液都沿着排水孔流尽了。在地上,他扔下了一把剃须刀、一只注射器,还有一个装着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房间里没有发现遗书。
  这天晚上,我将一束鲜花悄悄放在了“黑桃A”的店门口……











第十二章 真相(1)


  199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似乎没想到自己会经历一次心理上的低潮。我依然踌躇满志地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上,为了我的儿子而奔忙。这个时候我和久美子已经很注意儿子的早期教育了。我们在浴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并且在下边标出它们的英文单词,然后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认字。我还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音响,在客厅里定时播放优美的舞曲。毕竟我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实现。所以,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要培养他敏锐的乐感。我想,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谋划好了他的未来——
  但是,没过两个多月,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没太在意,于是选了一个周日,带着久美子和儿子乘电车到郊外的一个温泉去休息。
  这个露天温泉建在一个山崖上,我趴在石头垒起的水池边缘向外看去,下面是十几米深的小谷地,对面的山崖相去七八米,竟然还有大块大块的积雪。我仰着头躺在热水中,看着茂密的树梢上方湛蓝的天空,觉得心旷神怡,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从温泉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又有了足够的能量站回到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继续为我的工作拼搏。
  然而,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疲惫感再一次降临,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发自内心。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人,但那些天却有些沉闷了。
  晚上十点,我到歌舞伎町非常有名的一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去喝酒。这天酒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十几个小姐身边都有客人,并且隔一会儿就有人起身去了情人旅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宿的中国酒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出场店”。所谓“出场店”,就是小姐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以往日本的这种斯纳库酒店大多仅仅是由小姐陪客人饮酒唱歌,两者之间如果有进一步关系的想法,那是离开店后的自由。而客人的消费也只有酒水和每小时的固定费用,小姐则按上班时间计算工资。“出场店”却开了一个新风气,也算是中国人的首倡。客人进到店里,只要付一万日元的费用,包括了供应的酒水和小姐过来相陪,但最后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场”,两个小时三万日元,过夜五万日元。最初的一万日元是店里的收入,小姐则没有工资,只能拿到出场的所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妓院,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据说,有的店每天晚上有超过一百名的客人,而小姐们就必须连续作战。虽说过夜的价码是五万,但极少有小姐愿意,因为一直到凌晨如果都陪酒、陪喝的话,至少也能找到三四个客人,收入无疑更多。我和一些开店的老板娘熟悉之后,就听到了许多有关小姐的故事,比如有的小姐最高记录是一晚上连接七个客人,她们的月平均收入都能超过百万日元,还有某个小姐即使在月经期间也不休息……
  这晚,先坐在我身边的是位自称来自沈阳的女孩,个子高高,身材凹凸有致,是那种中国北方的漂亮姑娘。不过,她才坐到我身边三分钟,就问:
  “一会儿你带不带我出去?”
  我只是想找人聊天唱唱歌,确实没有别的打算,于是便笑着说:“我们喝点什么吧?陪我说说话。”我为她点了一个果盘和一瓶啤酒,这里的规矩是客人为小姐点的酒食都有一半的钱划拨给小姐本人,因为那个成本充其量只有一千日元的果盘标价三千五百日元,而一瓶超市里二百多日元的啤酒也卖到了一千五百日元。
  她没有说谢谢,吃了一块水果后又说道:“我们出去吧。保证让你满意。”
  “改天吧。我今天只想坐坐。”我发觉她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
  她在我身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起身朝一个刚刚进来的日本男人走去。我感到了不快,但随即又释然了。她干这行本来为的是赚钱,能赚更多的钱,我就不该挡人家的财路。她坐在那男人旁边,碰杯之后就把身子靠过去说着什么。卡拉OK的电视屏幕荧光闪烁着,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敢肯定她在重复刚才对我提过的要求。过了几分钟,日本男人站起来,掏出钱递给老板娘,她满意地挽着男人的手臂,当她和那男人走向门口经过我身旁时,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再见。”
  她果然笑得很开心,回应我说:“再见。”
  老板娘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又把一位女孩带到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看了她一眼,就发现,她身上比起方才那位少了很多风尘之气,甚至可以说和街上的一般女子没什么分别,但在这里,就显露出少见的清纯。她的笑容也略见拘谨,完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放肆轻佻,或者说不够职业化。











第十二章 真相(2)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她说话时的神态也表现出初涉此道的生涩。我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你来日本多久了?”
  “去年10月来的。”
  “现在在上学?”
  “是的。”
  “你到这家店里有多长时间了?”
  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还不到一个月。”
  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不属于歌舞伎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的。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卖身之路?为了钱?但她真的和那些小姐们有很大的区别,要知道我在这里混了多年,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眼光还是很准的。不过,我不会蠢到直接问她为何做这行,所以只随意和她聊着北京的名胜古迹。
  她没有像那个沈阳姑娘一样提出要“出场”,过了一会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我一愣,但很快就像被打开了心头的一扇窗子。是的,我有心事,太多的心事。我忽然明白,自己最近的疲倦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源于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和积郁很久的忧虑。
  “和我出去么?”我问她。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有妻子和儿子了吗?可是,我现在显然心情焦虑。我烦乱地正想收回我刚才的话,她却神情有些羞涩地说:“好吧。”
  我在心情混乱中把三万日元交给老板娘,在门口等她去拿手提包。老板娘笑嘻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小李,眼光不错啊。她可是新来的,你要温柔点。”
  我心血来潮般地带她来到八年前我曾打过工的那间情人旅馆。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歌舞伎町附近的情人旅馆,但除了和苇子一起消费过一次之外,我总是避之犹恐不及,可能是不愿回忆往事的缘故吧。那位上海人老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门口收款的老女人不知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我上次和苇子来的时候,她也没认出我,毕竟,她每天要见到上百张不同的脸,恐怕早已懒得去看。
  从进入电梯起,我给她讲起了当年我在这里打工的故事。
  “真的?”她笑了。
  房间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打扫过很多次,唯一的变化就是电视换成了新的式样。我说:“先去洗个澡。”她“嗯”了一声,动作缓慢地开始脱衣服。
  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警察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第十二章 真相(3)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拾。那里的机器嘈杂声如同工厂的大厅,但是它确实吸引了无数心灵上空虚、忧虑、烦恼的男男女女,我在电视上看到还有年轻的母亲为了去赌博,导致自己的婴儿被活活闷死。
  对于范勇那批人来说,扒金库如同提款机;可是对于一般的赌博者,扒金库是个吸钱机器。当时我虽然预感到自己是在送钱,但我自以为自己的收入仍然保持在高峰状态,所以,便不吝惜地挥霍在赌博游戏中。
  第一天输五六万日元,很快上涨到一天十几万、二十万日元,运气差的时候,多少钱也是一会儿就输光了。当然,一天赢上几十万的情况也有,我的最好记录是有一天始终福星高照,赢了二十七万日元。但总的结果算下来,自然还是输的金额要多得多。手上的钱输完了,我又开始用久美子和儿子户头上的钱。结果,从1996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在扒金库赌博店里共输掉了总额超过两千多万日元的巨款,那就相当于一辆豪华的奔驰600。如今反省,我简直太糊涂了,可人性就是有这样的弱点。还好,在那期间,我每个月交给妻子的七八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从来没有少过,这是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也绝不能让妻子和儿子为生计发愁。当然,妻子和儿子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我继续堕落。











第十二章 真相(4)


  就在我终于决定不再继续去赌下去之前,在那家扒金库赌场,我认识了上海人托尼。
  他在那家赌场里当店员。本来由于使用假卡的中国人犯罪猖獗,好多扒金库赌场都在门前贴上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随着机器性能和防范设备的更新,原来很容易的作弊变得越来越难,随着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国犯罪团伙急剧减少,扒金库赌场对中国人的戒备就不那么严重了。更主要的是,在新宿附近,从事色情、餐饮等行业的中国人人数大增,钱来得容易,好多人又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于是,歌舞伎町的多家扒金库赌场不但撤去了拒绝中国人入内的拒绝招牌,反倒雇用了一些中国人做服务员,以便照顾那些有钱但日语不流畅的中国顾客。托尼就是其中之一。
  托尼是上海人,从外表上看,是那种江南风格的敦厚而文静的男人。至于他为什么叫托尼,据说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香港演员梁朝伟。他的日本同事中,有个家伙是香港电影的狂热影迷,是他发现了这点。托尼本来的中文名字用日语读起来很拗口,那个影迷就用梁朝伟的英文名字托尼来称呼他。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托尼就成了他的新名字。我留意过他,发现他留起唇上的胡子,真的有点像梁朝伟,神色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和他说过几次话之后,我又知道他和我同龄,便觉得更加投缘。
  有一天,我像往常那样正陶醉在游戏当中,托尼过来更换我面前的烟灰缸。他突然附在我耳旁轻声说:
  “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样,歌舞伎町的人流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里永远是喧闹的。
  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同学陈海波打来的。自从范勇遇难后,我们每年总会联系一两次,我还带他去过一家色情澡堂。本来他要去自己开一家店,然而,他还是待在扒金库赌场的老路上,不过是从东京周边转战到了外地。用他的话讲,真的成了流窜于日本各地的“游击队”,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国土。他给我打电话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想介绍一个远房表弟来试试。
  “为什么不叫他跟着你赚大钱呢?我这里很辛苦的,一站就是大半夜。”我笑着问他。
  他在电话里笑道:“他刚来,日语不行,样子又紧张,一看就是被怀疑的外国人。他要是跟了我,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电视里播出抓住中国人犯罪团伙的新闻啦。”
  “好吧。那改天一起见个面,等你回东京的时候。”
  “好久没碰头了。我现在就在高速公路上。明天下午行么?”
  “好。下午五点。上高地咖啡店。”
  次日午后四点多,我就先到了。我喜欢上高地咖啡店一进门口右侧的那张桌子,因为它的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街景。一场雨刚刚下过,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了。四五个染着枯草般黄发、皮肤黝黑的女中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过,她们的超短裙和及膝白色长袜有些刺眼。对面的那家烤肉店挂出了“二千八百日元自助餐”的巨大布幔,而旁边的一家电话交友俱乐部则变成了名叫“汉城”的韩国按摩店。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有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来到此地就没什么改变,可也有些事物则是天天新气象。
  五点稍过,我看见了陈海波的身影从远处走来,他的身边是一个个子较矮的男子,陈海波朝我挥了挥手。当他们坐下后,我给托尼打电话让他也来见个面。不一会儿,托尼就赶来了。
  陈海波对他的表弟说:“这是李哥,歌舞伎町的活地图,你以后要请他多指教。”
  “李哥,我叫魏小军,你叫我小魏就行了。”小魏欠了欠身。
  “别客气。你哥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我跟他握了手。
  “他今年4月份刚来,人生地不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教教他。他年纪轻,吃苦是没问题的。”陈海波说。
  “能吃苦就好。我们当时刚来,还没有人帮忙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搬家?”我笑着说,陈海波连连点头。
  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既然你们来到新宿,我这个地主应该表示一下,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选了一家临街的台南小吃,要了几杯啤酒,话题聊得越来越远。忽然,陈海波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手机,说:“我出去接一下。”起身到了店门外。
  “你表哥现在可是大款了。”我开玩笑地说。
  托尼对小魏说:“看你的胳膊很结实,像个运动员啊。”











第十二章 真相(6)


  小魏笑了笑:“我以前在体校练过散打。”
  “哦。”我和托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
  “那你是个武林高手了。”我说。
  “哪里哪里?”小魏连连摆手,“我和我哥比起来差远了,他参加过全运会呢。”
  “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他也是高手?”我有些惊讶。
  “是啊。他是我们省射箭队的队长呢。”
  射箭?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异样,好像勾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某段回忆。对,死去多年的范勇!他的后脑正是中了一根弩箭。这难道是巧合?我的心绪一下子乱成一团。往事种种,此刻都轰然降临。我突然想到,从我认识陈海波的那天起,他就说在国内是商店的售货员,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曾是个射箭运动员的身份呢?
  陈海波回来了。我冷不防说了一句:“老范出事,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说完把眼神笔直地盯在他的脸上。
  他有些吃惊:“啊?是啊。六年多了。”他迎着我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空气有一度凝滞了,小魏问道:“老范是谁?”
  陈海波咽了一口啤酒:“一个老同学,被害了。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是谁干的。”
  我掏出名片夹来,找出名高和其他几个警察的名片,摊开在桌上:“没事。我现在认识不少日本警察,关系也都不错,我会和他们说老范的事,只要凶手还在日本,早晚会被抓出来。”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够朋友。”陈海波举起杯子和我干杯,眼光却开始有些闪烁。
  托尼坐了一会儿就说要去工作,先离开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可是,陈海波和我之间突然好像什么话也没有了。我们早早地散了,他坚持要结账,我没像以前那样和他争抢。
  在饭店的门外,他朝我点点头:“我们先走了。”
  “好。要是警察需要知道什么关于案子的线索,我会找你帮忙。”我故意重提此事。
  “行。”他笑着说。
  我一个人回到上高地,坐了半个小时,头脑里纷乱如麻。说良心话,范勇和陈海波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认为陈海波一定是杀害范勇的凶手,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他呢?那我真的是无法接受的了。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一顿,然后把他亲手送交到警察的手里。因为,毕竟朋友之间的背叛是最可怕的。
  我正想着这个烦心事,托尼给我打来电话:“喂。你怎么搞的?吃饭时我看你好像不对劲。”
  “噢,没事。我肚子有点痛。现在好了。”











第十三章 风尘劫(1)


  自从和陈海波分别之后,他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我拨打他的电话,被告知该用户已停机。我心里便越发感觉到事情的蹊跷。等我见到名高的时候,曾经几次想向他问起这个案件的侦破情况,并愿意提供线索,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还是没有更确凿的证据,证明陈海波与范勇的死有直接关系,要是陈海波真的是清白的,那我岂不是害了他。不过,不管怎么说,陈海波从此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他就像歌舞伎町我曾经熟识的那些人那样,如烟一般消失在霓虹闪烁的街头,迷离缥缈,而且,让人永远也找不到头绪……
  这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喜欢上了怀旧。那是来日本已经八年的时候了,八年,在中国人说来常常是和“抗战”联系在一起的。而我的八年也是一场抗战,歌舞伎町就是我的战场。回顾八年来的历程,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
  我最初进入歌舞伎町工作的那家小饭馆。小个子的佐藤依旧在忙碌,依旧喜欢看棒球,依旧吃他自己做的生鱼片,我偶尔会去吃一顿饭,他会特别给我加上两盘免费的小菜。
  还有那间人妖俱乐部现在还在,但里面所有的舞者、服务员,乃至老板都早已换成新人。有一次,我带两个中国内地的客人去看人妖表演,发现里面的灯光和音响都更新过了,但舞台的轮廓依然。我伫立在观众席的最后面,远远望着舞台,那些搔首弄姿的人妖们依然舞动着他们的大腿,眉目间是异样的妩媚,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那里舞动着的身影……
  东京的秋天就这样来临了,带着火红的枫叶,飘落在沙白色的街道上。爽朗的天气里,歌舞伎町嘈杂的音乐声却泛着一股淡淡的感伤。夜色降临的时候,一些背着大书包、穿着超短裙的女中学生在色情店前顾盼生姿,引诱着一群日本中年人在那里驻足观望。手里拎着大瓶威士忌的正装职员,脸红脖子粗地吆喝着Gackt的音乐,在一个穿着浅粉色和服、浓妆艳抹的艺妓的搀扶下,往情人旅馆的方向走去。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我刚吃过饭,站在一番街上。我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子,第一眼时感觉有些面熟。细看的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了,因为我认识她——苇子。
  我们已经有近七年未见,我们曾忘情享受鱼水之欢,我们熟悉彼此,更重要的是,我曾对她有过感情。
  我呆住了。
  她的模样变了。七年前,她总是穿着性感时髦,发型时尚,一看就知道是歌舞伎町风格的女郎;而今她的穿着比那时朴素得多,完全是街头一名普通妇人的打扮,神态中也少了年轻时的飞扬。
  她也看到了我,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惊异的神色,她或许同样不能相信眼前的现实。
  我上前几步:“好久不见。真的没想到,还会在这儿遇见你。”
  她浅浅地笑了:“对,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在这里。”
  然后,长时间的沉默。
  “你怎么样?”
  “还可以。你呢?”除了这种简单的寒暄,我们大概都找不出什么话可说。是啊,七年前的往事,怎么能浓缩成几个字、一句话?
  “想请你喝点什么?你有时间么?”我鼓足勇气问。
  她看了看表:“也许……可以。不过我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她似乎是不好意思地又笑了笑。以前她不是这样的,她那时好像从来不在乎时间,不在乎自己做出任何决定。
  “好吧。就一会儿,坐下聊聊。”我做了个请求的姿势。
  她笑着说:“你的夫人不会介意吧?”只是在这一会儿,她的眉线轻轻一挑,过去的影子又隐约出现了。
  “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和爱梅离婚了,也有六年了。不过……”
  “哦,对不起……”
  “没事。我是想说,我现在又结婚了,妻子是一个日本人。”我盯着她的眼神。
  她微微垂下了头:“哦——”有些落寞的声音。
  “我们走吧。”
  我没有带她到我经常去的上高地,而是选择了西武新宿车站旁的一间格调高雅的咖啡馆。那里静谧的氛围和雅致的环境,我觉得,更适合这次谈话。
  我们各要了一杯法式咖啡。她用小勺轻轻搅拌着加入的奶液,动作娴静,在这一刻,我想到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位少妇了。
  是的,七年之后,我们都不再是二字头的年轻人了。我看着她的眼角、她的脸颊、她的衣饰,都可以发现岁月走过的痕迹。过去的狂野生活,使得她有些早衰,这是歌舞伎町人的通病,我也不例外。但此际,我的脑海里幻灯般浮现出当年她的神情举止。在桌子下,我的腿碰到了她的腿,她没有闪避。我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从前……我重见苇子,才知道我对她的记忆是如此之深。











第十三章 风尘劫(2)


  “对不起。”我用日语中愧疚最深的说法表达了我的歉意,低下了头。这是我几年来一直掩藏着心底想要对她说的话。
  她急忙欠了一下身:“没什么。没什么。”
  “是我的错。我没有告诉你我那时结婚了,是我骗了你。请原谅。”
  “没什么。”她的神情很真挚。
  我那时给她打传呼,她一直没有回。她现在告诉我,在那天出事之后,她很快就离开了歌舞伎町,并且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她去过名古屋,在那边待了两年。大约五年前,她回到了老家鹿儿岛县。
  “你结婚了吧?”我问。
  “是的。”她点点头。三年前,她和当地的一位公司职员结了婚,现在是专职家庭主妇。
  “你怎么样?一直在歌舞伎町?”她问起我的经历。
  我好像遇到了一位可以倾诉一切的亲人,和她毫无保留地讲起了我的第二次离婚,我的业务上升,我遇到了久美子,有了孩子……
  “那也不错。恭喜你。”她微笑道。
  “谢谢。”
  “你一个外国人,真的很不容易,今后要小心啊。”
  “放心。我会的。”
  我忽然想到,七年之后,她为什么又出现在歌舞伎町呢?
  “我现在很少来东京,这次来了就想看看歌舞伎町有什么变化。”
  “变化很多。七年了。”
  “是啊。有好多地方我都认不出了。”
  “我们曾吃过饭的饭店,有的已经改成了扒金库。”
  “不过你还在。”
  “呵呵。我会在这里坚持下去。”
  在那一刻,我有强烈的想和她重温往日欢爱的欲望,甚至就要说出口要请她去旅馆了,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挡着我。在欲望之外,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回忆,但不可以再走回头路。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就要过去。她淡淡地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我起身去结账,陪她下楼。在电梯的门关上后,我对她终于说出了那段话:“苇子。其实在那段日子,我真的很喜欢你。”
  她平静地听着,然后笑了:“谢谢。”
  在街头。我本想给她一张我的名片,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夜晚,有这样一次重逢,已经是我做梦都不敢想望的意外惊喜,我还何必奢求更多呢?
  “再见。小心保重。”
  “再见。你也请保重。”
  我们像普通相识的人一样作别,彼此鞠躬。她在转身前朝我挥了挥手。我一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于夜色。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看待我,不知道她是否原谅了我,尤其不知道的是,她是否对我有过认真的感情。我到底是否填补她当时空虚的小白脸?还是她也从我这里感到过真诚的快乐?这个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
  不过,这样没什么不好。我接受这个结局,因为我觉得它还不错。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我们或许只能如此。固然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意好感,但似乎谁也没有资格将之明确或使之永恒。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爱,也许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伤感归伤感,念旧归念旧。在现实生活中,我必须打起精神。
  托尼加盟之后,我还是必须多找几个帮手,于是招募的广告又刊登出来了。广告里强调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有正式身份的中国人。因为如果是偷渡者或者是“黑”下来的留学生,在歌舞伎町这种人来人往、关系复杂的街头,是做不长久的。
  其实,从1993年1月开始,蛇头组织的存在已逐渐被日本人掌握。原因是中国内地偷渡出国的活动越来越猖獗,到90年代中期就成为日本社会极为关注的重大焦点。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件,从福建偷渡去美国的轮船“黄金冒险号”驶进了美国东海岸,由于原本应来接应的小船不知为什么没能按时赶来,船里的偷渡者们耐不住性子出外窥视,想找机会靠岸,竟使轮船在慌乱中触了礁,结果,三百多名落海的偷渡者拼死想游到岸上。这一偷渡事件因此震惊了全世界,也使偷渡成为国际性的重大犯罪问题。
  像1994年的“快活林事件”的凶手,据日本的媒体称,犯人是上海黑帮从内地招来的职业杀手,报酬是一千五百万日元。而我从黑帮那里听说的是,作案者不过是一名偷渡过来的福建人,报酬为三百万日元。也就是说,作案者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职业杀手,而仅仅是一个债台高筑、躲在集装箱里飘洋过海的偷渡客。而且,从“快活林事件”之后,在日本不断发生的大多数中国人凶杀事件都是像这样的一些偷渡者所为。因此,偷渡者的犯罪问题成为日本警察相当头疼的难题。
  那些偷渡者付给蛇头数百万日元才能来到日本,而这数百万日元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东拼西筹借来的一大笔债,有的甚至借的是高利贷。他们带着梦想登上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就是想在短期内还清借贷,并且给家里汇回去大笔的金钱。可是,等他们到了日本以后,才知道这儿早已不是想象当中的黄金宝地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已经结束,这些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已经难以找到多挣钱的工作。于是,他们就面临还不了钱的困境。











第十三章 风尘劫(3)


  还不了钱的后果会怎样呢?不但自身生命受到威胁,在国内翘首盼望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都有可能遭受不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不能及时还钱,致使其国内的家人遭到了报复。所以说,大多数偷渡者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完全是被逼的。
  至于为什么偷渡客屡禁不绝,而且会愈演愈烈呢,除了一些中国农民求富心切、不择手段地铤而走险之外,跨国的偷渡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蛇头常常与日本的黑社会勾结,成批地将借了高利贷登船的国人运到公海,再趁机将他们换到日本的船上,这样便能顺利地躲过海上自卫队的盘查。没有日本黑社会的协助,按照以前那种大规模闯过海防线强行登陆的成功率已越来越低,已经被偷渡团伙放弃了。
  除了那些偷渡者靠不住外,还有很多签证过期“黑”下来的人,他们也是可能犯罪的“潜在力量”。
  1997年深秋,我就跟一个蛇头做了一次正面接触。
  当时,我跟托尼分地段在街面上招徕东游西逛的旅日外国人。一个中国男人冲我径直走了过来。一眼看上去,我就知道他是那种所谓“道上的人”。他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上下,眼神凶恶,但又绝对不是一般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痞子流氓之流。他的西装虽然颜色艳俗,却能看出是高级品牌,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很粗的金项链。等他走得更近些,我能看到他手腕上的手表,是镶了钻石的劳力士。
  没错!一定是中国黑社会的。
  我一愣,马上开始设想着应付方法。以前在歌舞伎町出现的那些态度蛮横无理、流里流气的中国黑道分子当中,百分之九十都只不过是些马仔之流的家伙。而直到这一段时间,才有个别真正是“道上的人”,也就是黑社会中够级别的角色开始大摇大摆地出现。
  此人是香港人,对我这个在路上拉客的中国同胞好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像往常那样给他介绍我的工作内容,问他是不是想去哪一类店里,他脸上立刻浮现出了微笑。
  “唔!好啊。你放心,小费少不了你的。不过,你能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我?我第一次来歌舞伎町,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可不方便。”
  外表看上去有点怕人,没想到言语并不粗鲁,也没有强人所难。我对这个神秘的香港人产生了好奇,决定陪陪他。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怎么样,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这位香港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帮上我的忙。
  我把他带到了我自己喜欢去喝酒的那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在周围多名陪酒小姐的簇拥当中,他一边喝酒,一边与她们打情骂俏。小姐们教他某些下流词汇的普通话发音,他像模像样地模仿,然后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小声提出想单独跟我谈点事。我叫小姐们回避到一边,他开始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开始发问:
  “你在歌舞伎町做了有多少年了?”
  “已经快九年了。”
  “哎呀!时间还不短啊!怎么样,钱挣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不算坏。”
  “不算坏指多少钱?”
  他像个审问嫌疑人的警察那样紧紧追问道。
  “要说的话,和日本的公司职员的平均月收入差不多吧!”我必须有点保守。
  “平均收入到底是多少钱呢?”
  “具体数字请允许我保密,行吗?”
  他的问话方式虽然很和气,但却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看来,他确实不单单是个有钱人,没错!他一定是黑社会中人。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我想另外问你一件事,你和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有交情吗?”
  我开始吹牛:“当然,歌舞伎町里的黑社会组织我都挺熟的。你想,我每天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站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和他们没有特殊的关系,能干到现在吗?我和他们的大人物都有私交。”
  “嗬!还挺牛的,有本事!看来,你在里面挺有路子的了?”他盯着我的眼睛问。
  “啊!路子多少还是有点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一直都站在大街上靠拉客人生活,赚大钱的机会和方法可是很多,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挣到很多钱,何况我一看就知道你这小子挺机灵的。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
  接下来,他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个专门运送偷渡客的蛇头。
  我详细问他的姓名,他有些神秘地说:
  “就叫我安迪好了!”
  黑道上的人,一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真名告知别人的。
  安迪告诉我,他就是专门组织人从中国偷渡到日本、美国的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为了将买卖做得更大,他这次就是专程来日本,想与日本的黑社会联手。











第十三章 风尘劫(4)


  “上陆时的接应由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来安排,你可以做我们与日本黑社会之间的联络员,报酬会给你很高的。”他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渴望和恳切的成分。
  原来,他是想拉我当他们在日本的联络员。我当即拒绝了他;“对不起,这个我可做不来。我的胆子太小,经不起大风浪。”
  安迪干笑了两声,没有再勉强我什么。我们在街头分手了。从此,他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已经遇到过多少次这种情况了。那些蛇头们非常需要懂日语又能帮他们做事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组织接头、传递消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为钱所困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愿意为蛇头的偷渡活动充当中间联络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刚来日本时或许都是挺不错的留学生,但是很快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最后终于走上这条不劳而获的路。而我,还算是成功地控制了自己。虽然我所做的事和色情业紧密相连,但这毕竟是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告诫自己的是,我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尽管有些行业的利润惊人,像这些蛇头几趟下来就能赚个上亿日元,但我宁愿靠自己站在街上努力引导路过的游客来获取报酬。
  话说回来,那时我招聘引路人时,也不会考虑用这些偷渡者以及“黑”下来的非正式身份的留学生。在招聘广告发出以后,三天之内,我和托尼面试了二十来个应募者。其中,我只选中了一个叫杜伟的男孩子。他是东北吉林人,来日本留学半年多,一直在兼职做清洁员。我看好他的外表的忠厚,尽管托尼在私下里对我表示他可能有点木讷,不一定适合干这行,但我在陈海波的事件之后,决定把一个人的忠诚老实与否当做最重要的考量。杜伟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于他的能力,可以在实践中锻炼。我相信只要他肯努力,歌舞伎町引路人的工作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第一个星期,杜伟的收入不大好,只有两万多,我从自己的钱包里给他掏了五万,因为那几天天气不好,客人较少。此外,对于以前连歌舞伎町都没怎么来过的他来说,最初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看着这个年轻人,我总会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样子,那时的我对周遭充满了同样的好奇和困惑。杜伟还是个懂礼貌的青年,对我和托尼都很尊敬。到了第一个月底,他的成绩渐渐好了起来,连起初对他不那么信任的托尼也夸奖他了。更有意思的是,杜伟年轻帅气,也得到了几位老板娘的青睐,或许是因为那些在风尘中经历多年的中年女人,对他这个单纯的小伙子格外喜欢吧。
  有一天,杜伟带着两个客人去了一家酒店之后,走到我身边,有些局促地说:
  “李哥,刚才他们店的老板娘找我谈,让我去她店里帮忙。”
  “哦?怎么说?”
  “说一个月给我三十万,只是调调酒。”
  “那不是挺好?”我笑着说。
  他的脸红了:“我不会去的。”
  “哈哈。怕什么?她又不会吃了你?”
  “我觉得现在这样不错。真的。李哥。”
  “那就好。”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
  一个月后,杜伟的生意越做越好。凭着他的一脸诚恳和善良,许多外国游客都很乐意经他引导,到想去的店里消费。他的收入也一下子猛涨起来。
  突然,有一天铃木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恶声恶气地说:“李,你怎么管教你那个小伙子的?居然让他搞我们头子的女儿?!”
  “什么事?哪个小伙子?什么女儿?”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杜伟在歌舞伎町导游期间,结识了到这边来做社会调查的山口组一个小头目的女儿。那女孩儿在东京大学就读社会学,想做一个歌舞伎町外国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居然自己大着胆子就摸了进来,刚好遇上了在街头做导游的杜伟。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她故意的,居然就找上了杜伟,让他帮忙给介绍歌舞伎町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杜伟还一直防着她,可是,两个人在歌舞伎町里到处闲逛,日久生情,居然有了瓜葛。这事被那个小头目知道了,当即将女儿幽禁在家,而且,也给杜伟发出威胁。可是,杜伟居然是个直性子,似乎想模仿电影电视里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拼死也不愿意放弃那个日本女孩。结果,铃木也被动用起来,把消息传到我这儿,可能是真要动手了。
  怪不得那段时间,我觉得杜伟有点魂不守舍的,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于是,我慌忙向铃木赔不是,说:“请您一定跟他们说,杜伟只是一时糊涂,我会让他忘了这件事的。有时间我请您吃顿饭。最近可是一直特别受您的照顾啊!”
  铃木的声音多少变得婉转了一些,他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李君,你马上让那小子乖一点,不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可没数。”











第十三章 风尘劫(5)


  我低声下气地放下电话,慌忙拨了杜伟的手机,把他召到身边来。
  杜伟接电话时声音就有点含糊,我当时还没在意。等他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面目清秀、人高马大的他居然一副萎缩的模样,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怎么了?要紧吗?”
  他无言地摇了摇头,抹了一把唇边的淤血。
  原来今天他在街头导游的时候,不知哪里钻出一群人,揪起他的衣领子就打,嘴里边还骂咧咧地叫着:“看你小子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幸亏旁边酒店的老板娘暗地里叫了警察,那群人见警察来了,才匆匆散去。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打成怎样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我试探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嘴里用中国话骂了一句:“操他狗日的!”
  “是你惹上人家了吧?”我盯视着他的眼睛。
  想不到他也用直愣愣的眼神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继续盯着他看:“你要知道,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他的眼神渐渐地缓和下来,眼睛斜觑着路边的招贴画,那招贴画上,一个拄着绅士棍、戴着绅士帽、留着小胡子的日本男人正笑容可掬地招手欢迎着迎面而来的游客。杜伟唉了一声,说:“李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劝勉他说:“女人还会有的。可你命就这么一条。歌舞伎町就是这么个地方。”
  他点了点头:“谢谢你,李哥。”
  “要紧吗?”我指指他身上的伤。
  “没事!”他爽快地说,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杜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我后来约铃木和他一起出来吃了顿饭,算是把这个事情给抹了过去。杜伟也因此特别感激我,跟我的关系又重新近起来。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1)


  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有些犹豫,他真是个老实人,从未来过歌舞伎町。可是,我知道他在英国留过学,也去过美国等不少国家。在我的恳求下,他答应去试试。
  在朝一个膀大腰圆的黑人走去之前,他对我说:“我要是遇到麻烦,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帮我报警,一定啊!”神情很恳切。
  “你放心吧。”我安慰和鼓励并用。
  果然,那个黑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跟着黑人朝一间酒吧走去,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在酒吧外面抽着烟,等待他的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我急忙带他来到“上高地”。
  他的脸上还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尴尬。
  据他说,这种酒吧在英国叫做“无上装酒吧”,里面有类似脱衣舞场的舞台,只穿一条T型短裤的白种女人赤裸上身在舞台上跳钢管秀。如果客人看中哪个,付一千日元的小费就可以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跳,也可以用手抚摸她的上半身。但他告诉我,那些黑人说只要他再付八千日元,就可以把女人带到旁边的单间。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2)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他不愧是读书人,有板有眼地说道:“那些黑人说是美国人,但我听出他们的英语其实并不流利,应该是来自非洲某些国家的。里面的女人也自称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什么的,可是东欧口音特别重,有的则是拉丁美洲的口音。”
  “太感谢你了。”我欠身向他致意,付给了他一万日元的报酬。当然,他在酒吧的花销都由我来承担。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黑人和酒吧是怎么回事。我头脑中的歌舞伎町就像一部词典,现在遇到了几个新词,就必须要把它们储存进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些黑人直接起冲突。
  1998年的春天,东京下起了霏霏的细雨。这天,我刚刚和三名中国客人说好带他们去看脱衣舞,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黑人就跑过来用英语说“要不要漂亮的女孩”,三个客人中有一个听懂了,便流露出想去的神情。我狠狠地瞪了这个黑人一眼,大声用日语说道:“这是我的客人!你懂不懂规矩?”没想到他根本看都不看我,依旧露出白得吓人的牙齿,笑嘻嘻地说:“也可以看女孩跳舞,很便宜。”
  客人中有一个动了心,但其他两个却比较冷淡。一位说:“你问问那些女的是不是日本人?”会英语的便问黑人。黑人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NO!NO!”我听到他嘴里蹦出一串国家的名字,什么法国、美国、意大利之类的。客人中为首的发了话:“走吧,走吧。我们来的是日本,当然要看日本妹。那些美国妞,我们早看过了。”还是跟着我走了。
  按照歌舞伎町不成文的行规,在我和客人商谈好了一起走向某家店的过程中,其他的皮条客是不能上前搅局的。日本黑社会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也好,只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行规。当托尼和杜伟也遇到了被黑人半路杀出的事情之后,我想我应该和铃木说一下这种情况了。
  但还没等我说,日本人皮条客也和黑人发生了冲突。在一番街的小广场上,正值华灯初上,两名黑人和两个日本人皮条客厮打在一起。我听见叫骂时就跑了过去,站在旁边观望。没两个回合,两个日本年轻人就被打倒在地。无论身材还是打架的本事,他们都和黑人差得太多。紧接着,日本皮条客的同伙纷纷赶来助战,变成了七八个人打两个,但黑人仍然游刃有余。只要胳膊一抡,就把小日本摔个趔趄;拳头一打谁,就让他当即摔倒。如果日本皮条客不抄家伙的话,估计再来四五个也不是对手。
  正在这时,警察吹响了哨子。看到这幅情景,两个警察掏出了枪,喊道“STOP!”黑人住了手,但日本皮条客以为本国人来了,便不肯善罢甘休,终于跳上去打了黑人一拳。黑人立即毛了,马上重新开战。警察们手忙脚乱,几乎要朝天鸣枪了,费尽气力才控制住局势。
  两名黑人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后来赶到的托尼、杜伟看得意犹未尽,心想这下黑人终于要收敛一下了,便决定去“上高地”吃点东西。
  这段时间,杜伟被一个东北女孩绊上了。那女孩也是先在日本留学读语言,后来在歌舞伎町当陪酒,日子长了,签证过期,就“黑”了下来。因为是老乡,女孩在情感上就显得特别依赖杜伟,居然情愿为了他放弃赚钱的机会,准备回家过好日子。杜伟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他觉得现在是在我这边帮忙,而且又面临黑人的威胁,所以,他特别放心不下。我跟他说,既然这个女孩子认的是感情,而不是金钱,已经算是歌舞伎町的一朵奇葩了,要是当初我的女朋友有这种想法,我在情感上也不会这么波折了。所以,虽然我也舍不得放走杜伟,但是还是劝他要珍惜对方。
  我们正谈论着杜伟的事,没想到一抬头,竟看到那两个黑人晃里晃荡地走进来,居然就坐在了我们旁边。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看他们的样子,得意洋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其中一个:“你们不是被警察带走了么?没事了?”
  那家伙哈哈大笑,拍着胸脯对我说:“警察?那帮浑蛋敢把我怎么样?我老婆是日本人!”
  我们三人对视了一眼,调侃地笑了笑。
  这些黑人确实大多来自非洲,他们的妻子也果真是日本人。一种说法是,日本女孩子普遍比较风骚,喜欢精力旺盛的黑人,而黑人们野兽一般的外表也令她们觉得很酷。所以,黑人在日本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容易猎艳。这一点令很多外国人都难以理解。在街上,一个日本女孩傍着黑人的场景并不少见。在涩谷等地还有那种黑人音乐风格的酒吧,里面挤满了日本女孩和黑人,有的跳完一支舞,就去了情人旅馆。更有趣的是,在录像带出租店里,专门有日本女性和黑人的色情录像带,有的摄制组还带上漂亮可爱的色情女星到海外找黑人拍片。这种心态很有意思。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3)


  作为日本人配偶,黑人们在签证上绝不发愁,在行为上也就无所顾忌。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我应该正面跟铃木求教了。于是我打了他的电话,约他出来,和他说了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担忧。
  铃木听完我的控诉,笑了笑:“没办法。”
  “他们不守规矩不行啊。”
  “别说我没办法,就是上头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平日里威风得很的黑社会,居然也拿十多个外国人没有办法?
  铃木点头说:“我们的人找他们谈过,要他们一是要守规矩,二是要交保护费。他们同意交一点钱,但说不懂什么规矩。别说你有意见,我们下面的小兄弟们都被气死了。可你想怎么样?杀他们一个?太不值得。吓唬他们,他们又不怕。所以我说没办法。”
  原来黑社会也有对付不了的滚刀肉。
  既然黑社会都管不了他们,我也只好忍耐了。不过这帮家伙实在是目中无人,一见到你身边有客人,马上就凑过来。这天,和我讲好条件的客人被他们抢了去,我终于忍不住了,骂道:“浑蛋!”那个黑人听到了,转过身来没有回骂,突然用他那如同打了鞋油般光亮的脑袋向我脸上顶过来。
  “咔”的一声,我的脑袋受到重击,眼冒金星,一股温热的黏稠液体立即滑过嘴唇,嘴里也充满了甜腥的鲜血味道。等我睁开眼,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手上全是血迹,地上也斑斑点点,周围站了十多个人看着我,黑人早已不知去向。我马上打电话给托尼和杜伟,他们两人一看到就火了:“谁干的?”
  “那帮黑人!”
  “我操他妈的!”杜伟抡起袖子,眉毛直竖,好像要找他们去拼命。我急忙拦住他:“以后再说,先带我去医院。”
  托尼也赶忙给我先止血。
  等久美子来到医院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血止住了。久美子握着我的手,抽泣起来。
  “没事。”我安慰她,可是鼻子仍疼得很厉害。据医生说,我的鼻梁骨被撞得有点移位,但并无大碍。
  我在医院休息了三天,还做了脑震荡等多项检查,总算顺利出院了,不过,在两星期内,我必须带上一个固定鼻子的黑色面罩,就像我小时候在电影《佐罗》里看到的侠客面具。儿子看到爸爸变成了这个样子,还不大懂事的他竟然被吓呆了。我装出怪兽的声音,跑到他的跟前,逗他玩,小孩毕竟是玩心重,看着我给他做各种鬼脸,终于笑了。
  我重新回到歌舞伎町,原来认识我的人都过来询问我的伤势。一个中国小姐被我吓了一跳:“你不是要去参加假面舞会吧?”我做了个邀请她的手势,她咯咯笑起来,但我却不能笑,否则就会疼得想哭。
  我受伤的消息,铃木很快就知道了。或许他觉得必须要为我出面说话,于是便安排了我和打伤我的黑人的见面。见面之前,他已经和我讲清楚了。如果我要医疗费和赔偿的话,黑人一般不愿给;如果我放弃这些要求,黑人可以向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找我的麻烦。我想了想,也只好接受后一条。他拒不赔偿,我也没更好的解决之道。只要他们以后能收敛,我就很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生存是第一要务,我不会为了一种意气之争而冒险。假如他们付给我赔偿,以后就会把我视为敌人,那我就得面对更大的风险。要知道,那可是一群不懂道理的浑人。
  铃木和一个叫长谷川的同伙陪着我,和那个叫拉蒂的黑人见了面。那家伙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对不起”,和我握了下手。长谷川说:“以后你和李君要搞好关系,别惹麻烦。”他心不在焉似的说:“OK。”谈判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在那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略有好转,至少不再来拦截我的客人了。
  不过,他们和日本黑社会的矛盾却在加剧。过了半个月,我可以摘下面具了,有一天,看到几十名日本黑社会成员拎着练习剑道的木刀和棒球棍,气势汹汹地走来。难道又是大游行?不像。有人掏出照相机,走到每个黑人面前“喀嚓”,将他们的照片拍摄下来,一连拍下了在歌舞伎町街上的所有黑人。我也没搞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些黑人更是一头雾水,在被拍照的瞬间,个个僵在那儿。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的一种威慑手段?
  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正撑着伞在一番街上招呼客人。突然,两个日本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朝着站在酒吧前的几名黑人冲了过去,旁边的路人发出了尖叫,那几个黑人反应还算敏捷,躲开了汽车。但汽车正撞在了酒吧的大门上,“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都变了形,玻璃四溅。肇事的日本人随即倒车逃跑,几个黑人竟在震惊中没有缓过神来。
  杜伟可能听到了风声,马上打电话问我:“李哥,你没事吧?”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4)


  我悄声跟他说:“没事。是日本人在教训黑人。”
  “他奶奶的这些死黑鬼,早该有人整整他们了。”电话那方传来了爽快的笑声。
  这个事件可以说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他们也意识到了这里毕竟是日本人的本土,如果要胡来的话,把对方惹火了只会两败俱伤。从那以后,黑人们的态度收敛了许多。
  现在假若仔细地看我的脸部,你会发现鼻子略微有些偏右。这就是黑人留给我的伤痕。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那些黑人见到我已经开始嘻嘻哈哈地打招呼了。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谋生。
  黑人事件渐渐平息以后,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杜伟的女朋友在一次警察的搜查当中,被查出使用的是过期签证,结果被遣送回国了。于是,杜伟就真正面临着去留的问题了。他来找我,陪着我一杯一杯地喝啤酒,亮着嗓子说话:“李哥,说心里话,我真佩服你!一个人在歌舞伎町这种烂地方混到现在这个地位,实在是难为你了。”
  我笑了,呷了口啤酒:“要在日本立足的确很难。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要顾,不努力不行啊。”
  “李哥,在心里边,我真把你当哥看。你真是挺照顾我的。可我那……”
  “没事。人海茫茫,能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不容易。你回国吧!到时候,我一定去喝你们的喜酒!”我拍着他的肩膀。
  杜伟走了,我送他去的机场。不过,我的人手一下子又少了一个。我想我还是必须再招聘了。
  春天快要结束了。一个夜晚,“歪脖”金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时,我正和托尼站在中央大街上说着话,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男人走过来,怯生生地和我搭话。
  “你是李先生吧?”
  不知是先天性的,抑或仅仅是习惯性的动作而已,这个男人的脖子有点向右偏。由于后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不好,所以我在心里就称他为“歪脖”。
  “你还记得我吗?”
  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抱歉。我记不得在哪里见过你了。”
  “啊!是这样。”
  那男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
  “这是去年我来歌舞伎町时李先生给我的。”
  原来是我的名片。我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不同的客人,成千上万的人潮中,很难记住只是匆匆一面的某张顾客的脸。
  “我今天来找李先生是有件事想商量。”
  不会是找我借钱来的吧!我有点警惕。因为有时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同胞走上前来问我借钱。
  “我找你是想问你,能不能让我也跟你一起干?看到你穿这么讲究的衣服,这工作一定挣钱不少。我会拼命努力的,你让我怎么做都行。如果必要的话,让我当男招待都行。”
  听到最后的这句,我心里不禁暗骂:简直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家伙。他把我们的工作想成什么了?站在一边的托尼忍不住了,本来在我和别人说话时,他一般不会随便发表意见的,这回却插了话:
  “当男招待?就凭你这张脸?”
  那男人本来态度很谦恭,却很快地瞪了托尼一眼,但很快就低下头去。我不愿得罪一位陌生人,便笑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想问问,你了解我的工作性质吗?”
  我紧盯着他的眼睛。
  “不是拉皮条吗?”
  “我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拉皮条,而是导游。”
  我纠正了他的话,然后把工作性质和内容简单向他说明了一下。然后问他: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现在非常缺钱用,拜托了!帮帮我吧!”
  “我问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南京人。求你了!”
  男人一再恳求我,并继续说:“真的求你帮帮我。如果需要的话,让我加入黑社会都行。”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吧!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你再来吧!”
  听了我的话,他深深地鞠了一个日本躬,然后走了。
  等他的身影消失后,我问托尼对他的看法。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托尼立即回答:“这家伙不行!不能用!”
  “为什么?”
  我问他否定的理由。托尼指着自己的眼睛说:
  “眼神不善。我嘲笑他的时候,你看到他看我的那种眼神了吧?装着挺懂礼貌,骨子里却狠毒,对这种人可不能大意。”
  从十几岁就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的托尼,有那种一眼识人的本事。另外,在杜伟加入我们的时候,他就挺介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收入减少了。考虑到这个,我并没有听他的意见,我一心只想着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5)


  “你说的没错。不过,要是真不行的话,我可以随时辞了他。眼前我们急需人手,盯着我们地盘的家伙可是太多了。这一次还是听我的吧!”
  听我这样说,托尼不情愿地答应了。
  第二天,金东果然按时来了,穿着一件不知在哪儿买的难看衣服,皱皱巴巴的,下身是一条脏脏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普通公司职员穿的老头鞋,手里还拎着一个破旧的纸袋,整个人都像公园里的那些流浪汉。他当时还是一个日本语学校的学生,年龄比我和托尼小六岁,但看上去却显得比我们俩还要年长。
  我把他带到“丸井”商店卖绅士服装的柜台,帮他挑了西装、领带、皮鞋。金东欣赏着镜子里的自己,问我:
  “李哥!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像周润发?”
  他的这种厚脸皮让我哭笑不得,简直无法回答。
  如此打扮下他的外表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上街开展工作了。我用严厉的口吻对着打扮一新的金东下了命令。
  “你先跟着我见习两个星期,看我是怎样招呼客人的!”
  金东没有任何异议地答应着。
  一个星期后,名高突然打来了电话。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们见一面吧!”
  我们约好了当天晚上在靖国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居酒屋门口见面。
  晚上八点,我赶到约好的地方,名高已经提前到了。
  站在我面前的名高个头将近一米八,像电影中的职业保镖。他一身黑色装束,黑衬衣、黑西装套服,仿佛能看见身上一块块的结实肌肉,脸上还架着一个很大的墨镜,单从外表来看,比黑社会成员还要“黑”。
  “名高先生!你可真威风!简直像电影里的演员了。不过,你这身打扮,会不会太惹眼?”
  名高平时和我见面时,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都是尽量找离歌舞伎町稍远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怕黑社会的人看见我和刑警说话,从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可以让人以为你在跟黑社会老大见面。”名高是一个很机敏的人,而且,从朋友的角度,他总是很能为我着想。
  我们乘电梯到七楼的居酒屋,先各自要了一扎生啤。名高把一大杯啤酒一仰而尽,长舒了一口气后开了口。
  “最近,韩国人皮条客比较招摇,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的,韩国皮条客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区役所大街和樱花大街,而且,他们脾气暴躁,喜欢四处挑衅,经常和别的同行发生争执。
  “住吉组一个姓朴的在后面支持着,所以韩国团伙开始迅速扩展了起来。希望你平时多注意一些,尽量躲开点,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李君你不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不要忘了你的妻子和儿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住吉组朴的名字。不管对手是谁,只要他后面有黑社会的后台撑着,事情就比较麻烦。如果韩国人冲进了我的地盘,最后必然是谁的后台大谁赢。我的后台是山口组的铃木,但是从这么长时间的交往来看,我总觉得他多少有点靠不住。我的心里突然开始不安起来。
  跟名高分手以后,我回到一番街上。刚站定了我的位置,身后就又响起了金东那软绵绵的哭诉声:
  “李哥!看来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啊!”
  金东在最初的一个月几乎天天带着哭腔这样跟我说话,我都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该招收他了。此前我已经多次跟他分析了他老是找不到客人的原因,因为他招呼客人被拒绝时,总是不加掩饰地表现出露骨的沮丧相,抱持这种心态的话,一天只能挣上两三千日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他的情况突然开始改变了,一下子挣得多了起来。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注意了一下他是怎样招呼客人的。显然,他对自己以前那种拉客态度有所反省,而且我不得不承认,他还真有一手。他现在的招数就是不管客人怎样拒绝,他都会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跟在后面,死缠烂打,不达目的决不甘休。
  托尼是站在那里笑眯眯地抓到客人,而金东的这种半强迫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方式,哪种手段适合自己就按哪种去做好了。我抱着这种想法,并没有去干涉金东。效果是明显的,这个月底,他的收入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万日元。
  为了讨好我,金东介绍了他的前女友莉莉来给我认识。莉莉曾经是江苏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学的是日语,后来跑到日本来留学淘金,独在异国他乡,她才跟金东这种货色待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来她实在忍受不了金东的纠缠,在自己留学的学校里找了一个南京的同学。我初见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尽管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和甜美浪漫的微笑很迷人。我的心思还是放在儿子身上,虽然久美子越来越少关心我了,可是作为一个丈夫,我觉得还是要信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的。而莉莉身边的男朋友也对她还不错。所以,和莉莉也就是作为普通朋友在交往。莉莉偶尔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会抽空去她家一趟。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6)


  金东入伙的同一个月,我在中文报纸上又登出了广告,经过几轮面试,新增加了几个人手,从此以后,我和我的手下人一起站在歌舞伎町同时工作了。
  即使招了这些“手下”,我们也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与那些黑社会帮派可是完全不同。首先,我这里人员流动很频繁,人数也时多时少,常常有黑户口的人请求加入,但都一律被我拒绝。连那些有签证的人,如果签证一到期,无法续签,我也会立即辞去他的。也就是说,除了最初的托尼之外我所招的都一定得是有签证、身份明确的人。签证的种类我并没有要求,不管是拿就业劳签证,还是配偶签证,只要不是黑户口就行,这是最低条件。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每天都要站在大街上,又是在歌舞伎町,最容易引起警察和入国管理局的注意。如果里面有哪个黑户口的人惹了事,势必会找到我这个负责人的头上,到时候,我就会从这条街上被轻易地排挤出去。
  另外,我这里如果有黑户口或涉嫌犯罪的人,那么我的“敌人”就会盯住我的弱点。试想,如果我是一个不法滞留的黑户口,怎么能够在这条街上堂堂正正地做自己的生意?那些趁火打劫的黑社会必定会说:“我可以允许你在这儿干下去,但你就要受制于我。”
  而且,他们还会问你索要比平时高出很多的“保护费”。这是肯定的。
  再比如,如果我的手下和别的皮条客发生纠纷时,对方肯定会攻击我的弱点:
  “你别猖狂,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知道后果吧?到时候说让你滚蛋你就得回你的国家去。”如果被入国管理局抓住,“黑户口”一定会被遣送回国的。我现在虽然有托尼这颗定时炸弹,但和别的皮条客团伙相比,远远要干净得多。有些皮条客团伙里,大部分人都是不法滞留的黑户口。
  随着我的人手增加,我也不能放松和降低用人标准。
  首先,我在中文报纸上打出广告。然后对于前来报名的人由我亲自面试,原收是先看是否有合法签证,然后再从年龄、经历、为人、谈吐、外表、穿着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看对方是不是适合导游工作。外表不顺眼的人当然是不适合与客人交往的。从这一点来看,录用金东就是一个大失误。那时人手明显不足的我,实在有点饥不择食。
  接下来,我要布置我的那些“手下”站的岗位。每个人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每过一段时间就顺时针轮换站位。毕竟每一个人都想站在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位置上,只有成功拉客,收入才会多。为了避免他们贫富不均、互相争抢好位置,这是我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
  此外,除了当“老板”的我之外,大家一律平等,不存在黑社会组织里的那种等级制度。最多存在先来后到的问题。但即使是早到者,也绝不会因此比后来者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我从他们每个人那里收取一半的手续费。也就是他们每拉一个客人到店里,店里给他们的回扣,由我与他们五五分成。
  也许有人因此说我占便宜。但是,我的这些“手下”之所以能在这儿谋生,正是因为我的多年努力,得到了这块地盘,而且那些“关系户”也都是我一家一家开辟出来的。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现在想随便在我的地盘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另起炉灶,比如说在樱花大街上站着拉客,早就被人扯出去臭揍一顿,再也别想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这些“手下”的营业额由他们自己算出汇报。每天下班后,我们都要开会,大家将当天的营业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里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信任。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人谎报营业额。所以,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店里,抽查并确认他们带去了几个客人,客人消费了多少钱。现在,我则雇佣专人巡视他们。
  如果发生了瞒报营业额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对此设立了罚款制度,除了罚款之外,还设有“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制度。具体情况我会具体对待,如果情节严重者,当然是辞炒他的鱿鱼了。
  我辞退的第一个人就是金东。
  金东的工作起初非常顺利,三个月后,每个月的收入就几乎达到了四十万日元。
  可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他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了起来,态度也不一样了。他开始穿名牌,脖子还系上了黑社会成员们喜欢的那种粗粗的金链子。他那副歪着脑袋的样子,再加上一条粗大的金链子,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哪里来的暴发户。
  另外,他开始以客人身份出入一些酒店。在不受小姐待见时,也忘不了在小姐身上占小便宜。甚至于他还会叫来店长,质问为什么店里的小姐没有规矩,要求小姐向自己赔礼道歉。明摆着一副痞子相。
  他的工作态度也越来越像个流氓。他总是用寻猎般的眼神在人群中寻找着。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像蛇一样缠上去,用花言巧语骗得客人跟他走。而且,他越来越不懂合作,经常自作主张,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几乎降低到了零点。











第十四章 这里是江湖(7)


  一天,他带着三个香港客人去了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上海酒店。我的“地盘”那时是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在这之外的地方拉客是违规的,但把我的“地盘”上拉到的客人带到别的地方的店里去倒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店每个客人收一万日元的酒水费,给我的回扣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金东的营业额应该是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带不带小姐“出场”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回扣只从客人第一次被带到这家店时在店里的消费额计算。这一天,金东报上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客人的回扣额——五千日元。这种事情他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马上把他叫到面前,训了他一顿,给了他停职一星期的处分。可是,他却腆着脸对我说:“李哥,下次我不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啊。”
  托尼没等我说话,指着金东说:“都四五次了,你以为李哥不知道啊!”
  “关你屁事。我跟李哥说话,你插什么嘴?” 金东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托尼的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不想事情闹大,便岔开说:“别吵了。我们按规矩办,你先停职一星期,”我对金东说,“要是以后再犯,我就辞了你!”
  “哦。”金东显得很不情愿,还狠狠地瞪了托尼一眼。
  此后每次见面,托尼都要发几句牢骚。而金东也在我面前说托尼的坏话。他们两人给我的感觉都一样——要是没有这家伙的话,我可以挣得更多。不过,金东倒也稍稍收敛了一些。
  半年多之后,托尼终于给金东设了个圈套。在路上拉到三个客人的托尼,假装心情不错,叫上了金东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去。回扣当场两人对半分了。
  有一个客人其实是托尼认识的。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三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着金东递上的名片。
  一个小时后,我们几个人正聚在一处,金东的电话响了。
  “我到旅馆去接个客人。”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若无其事,继续在路上招呼客人。
  托尼则往另外两三家酒店打了电话,知道金东刚才带了那三个客人到了其中一家店,并拿了回扣走了。
  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两个人一起把客人带到店里的,即使是客人打电话要求其中的一个人再带他们去别的店,这后一家店的回扣也应该由两人平分。这是预先定好的规矩。
  这天晚上,托尼没有吭声。
  但是,第二天,托尼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了我,而且是一种平时我没有见过的神情,他口气强硬地说:“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要是再不辞了他的话,我就不干了!”
  我把金东叫出来问他,他并不抵赖,马上就招了。可是,突然他又眼睛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虽然不对,托尼的做法更卑鄙。他居然设了圈套让我钻!”
  三个人陷入一阵沉默。
  我在内心里权衡之后,告诉金东,为了保持我们这个队伍的稳定,我只能辞掉一个人,但我不会辞了托尼。
  金东瞪着眼睛,狠狠地朝我面前吐了一口,然后说:“小子!你等着瞧!你别后悔!”接着,他就从我的面前跑掉了。我和托尼都有点吃惊,没料到他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1)


  1998年10月的某一天。
  这天下午两点开始,久美子要请她的几个日本朋友到家里吃湖南菜。对于湖南,她们并不太了解,但说起那里是毛泽东的故乡,她们就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平常我都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不过,今天算是起早了,早上九点,我就起来冲了个澡,简单收拾了一下,开始买菜、切菜,准备下午请客。久美子则在一旁逗着儿子玩。儿子已经四岁了,日语跟英语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单词,我觉得他的乐感也很强,有时候还能随着音乐手舞足蹈,看着他的成长,我总是乐在心头。
  十一点,我急急忙忙换好西装,跳上刚买的新车,开往西新宿的一家西餐厅。我和名高约好在那里见面。十一点半,我到了餐厅,一边吃汉堡套餐,一边和名高交换对近来歌舞伎町形势的看法。我和名高保持每周见一次面,有时一起吃午饭,有时晚上一起去喝酒,席间谈些新宿的时事,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下午一点,我回到家,又迅速换下衣服,把早上准备好的凉菜一气做好,由妻子摆到桌子上。两点开始,她的朋友陆陆续续地来齐了。
  我为她们沏泡好乌龙茶,满面笑容地做着即将上桌的热菜。电视里放着全家到中国旅游时拍的录像,我还不时为他们客串解说,恭维妻子,说些笑话让大家高兴。后来,她们也把话题转移到我儿子身上,说我的儿子长得又秀气又聪明,将来一定是一个帅小伙。她们都问我有没有为孩子设想未来,我和久美子对视了一眼,久美子摸着儿子的脑袋,说:“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以后成为一个芭蕾舞明星,不过,我觉得他要是能成为像木村拓哉那样的影视歌三栖明星会更好一些。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是让孩子成为演艺明星,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孩子自己的潜质适合做什么。”女人们听说我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为明星,纷纷恭维起我们和孩子来,还围着孩子照相,说是将来要是成了明星,这相片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下午四点,我向还在聊家常的久美子和她的朋友们说了声“抱歉”,摸摸儿子的头,吻了一下他的脸,然后快速换上便装,背上摄影包,以七十公里的时速开车赶往青山大街的会场。
  五点,时装展览会开始。我一个劲地抢着拍照。三十分钟后,展览会结束。我和相识的摄影记者、时装评论家们聊着天,谈论着时装界里的新鲜事儿。
  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托尼。
  “李哥!快来!出事了。”他的声音很急切。
  “出了什么事?这么慌张?”我镇定地问道。
  “你马上赶回歌舞伎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韩国皮条客开始站到我们的地盘上来了。”
  我感到一阵紧张,赶快满脸堆笑地和此间的同行们告别,然后飞快地奔向停车场,跳上车,一踩油门,车子飕地飞奔向目的地——歌舞伎町。
  中央大街的路口上,托尼带了几名同伴正与七八个韩国人对峙着。
  我站到了他们的中间。
  “谁是你们的头?”
  韩国皮条客都一致拼命做出吓人的表情,一齐瞪着我。一个看上去像是他们的“头儿”的彪形大汉迈出一步,用日语说到:
  “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到这条街上!”
  我的背后是随时都打算扑上去的托尼他们。这时候,谁也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退缩,否则就等于提前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所以,我们的敌人也做出一副临战的姿态。
  “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是我们的地盘。你们韩国人的地盘不是在樱花大街吗?”
  听到我这话,那个彪形大汉将一张大脸皱在一起。
  “没那事!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站在这里!”
  他说着,还发出一阵怪笑。
  正在这时,从靖国大街上走过来一个黑社会打扮的男人。看到这个男人,那帮韩国人集体点头哈腰起来。我一下子想起了以前名高告诉我的情报。看来,眼前这个人一定就是朴了。只见他一脸横肉,额头和脸颊上有多处伤疤,脸上的油脂厚厚的,泛出亮光。朴径直走到我面前,用流畅的中国话开了口:
  “我是住吉组的朴。他们由我在管理。现在不是生意不好吗?只靠樱花大街和区役所大街,他们吃不饱肚子。他们又不是要抢你们的地盘。李君!就把你的地盘匀给他们一点吧!”
  说完,他回头对那群韩国人用韩语又说了些什么。
  我听说过,朴是出生在韩国的华人,但没想到他能如此流利地说汉语、韩语和日语,怪不得他虽然只是住吉组下面的一个小组员,但却统管着所有的外国人。
  朴接着又问我:
  “李君的后台是哪个组的?”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2)


  我没有说铃木的名字,只告诉他是山口组。
  他听后态度更强硬了。山口组号称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甚至据说是在亚洲都首屈一指,但在日本,山口组的总部在大阪、神户、京都等关西地区,势力也以在那边最强,虽是强龙,却难以压住东京的地头蛇。
  “山口组早就同意让我来管这里的所有外国人了。”
  朴脸上肌肉张开,伤疤更明显了:
  “今天给你一个面子,我让他们撤了。不过,你不要和我的人过不去,不然会有你好看的。”
  最后,他嘴里哼着歌走了。那帮韩国人也尾随着他撤了,临走时还趾高气扬地看了我一眼。
  可是,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来瓜分我的财源!我想起了一句话叫“以攻为守”,于是,我当即决定,带几个人主动出击,闯入韩国人的地盘——樱花大街!
  第二天,我挑选了几个人,他们都是精明能干、体格强壮的“精锐部队”。事先我跟他们说明了我的想法,他们都赞同了。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大摇大摆地进入樱花大街。
  韩国人团伙看到我们站在那里,慌忙把满脸疤痕的朴叫了来。
  “李君!你是不是太小看黑社会的本事了?”朴语气虽然强硬,但还是先表现出了他的绅士风度。
  “朴先生!我只不过是模仿了一下你们昨天的样子。你们昨天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我用一种和他调侃的口气说道,只见朴脸上的伤疤越来越红。
  “浑蛋!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给你脸你别不要脸!”
  真生了气的朴,脸红得像关公。但我还是照常做出一副极其平静的样子,因为现在要是软下来的话,就一定会前功尽弃了。
  “朴先生!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不要直接对我发脾气。让我们双方的后台站出来说话。我现在就把他叫来。”
  我装出要给谁拨电话的样子。
  “李君!等一下。这样不行!这会出麻烦的。你知道樱花大街是很复杂的。”
  朴说着,就转身离开了现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待在樱花大街上招徕生意。那些韩国人尽管脸色很难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几天时间,我们的营业额就增加了一倍多。
  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地盘整个转了一圈,检查完工作后,回到中央大街街角的那家“后乐面店”门前时,只见店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奔驰。我正想着,今天又有什么大人物来逛歌舞伎町了。就在这个时候,那辆奔驰车的门突然被推开,从里面走出来两个黑社会成员,一胖一瘦。
  “喂!小子!谁让你站在这儿的?”
  胖子快步冲到我的面前。对方的个子比我要高。胖子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瘦子走到我的面前,他戴着副墨镜,自下而上注视着我的脸庞。
  “你就是那个姓李的中国皮条客吧!听说最近你嚣张得很,到处蹦蹦跳跳。你的后台到底是谁?”
  胖子依旧拽着我的头发。
  “山口组的铃木。”
  “你听着!我们可是极东会的。这一带也是我们的地盘。”
  歌舞伎町所有的地方都被黑社会瓜分了,但并不是一人一片分得那么清楚。有的地方,一条街上有多个黑社会组织共同管辖,关系也非常微妙。当时,正是极东会派系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胖男人继续说道:
  “最近听说你连樱花大街也敢去了。那可是我们的地盘。你随便跑到那去可不行!”
  “哎?那儿不是住吉组的地盘吗?”我连忙问道。
  “谁说的?是我们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那天为什么朴会逃走了。
  我想了想,问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听到我这话,瘦子咧嘴笑了。他指了指奔驰的后座。
  我可不能违背极东会的意志。虽然我曾认识他们的会长,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他联系过了。我只好坐进了奔驰。
  坐下的一刹那,我的心里有些不安。不过,当他们在车里转过头来,和我谈的只是保护费的问题时,我就知道我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儿了。他们说,极东会可以当我们的保护人,但每个月得按人头交费给他们,每个人三万日元。当时,我手下共有七八个人,一个月就得给他们交二十多万日元。这么大一笔钱固然让我非常心疼,但想到那些张牙舞爪的韩国人,别的中国黑社会团伙的威胁,还有就是铃木的有气无力,我决定,还是找这个歌舞伎町势力最强的极东会来做我的后台才是上策。所以,我一口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从此,我有了两个后台——山口组和极东会。
  我本以为,局面就这样稳定下来了。可是,没有想到,金东的存在,给我带来了更加头疼的问题。自从金东被我开除后,找了几个中国人组成一个拉客团伙,以区役所大街为据点开始了他们的拉客活动。很快,他就开始让自己的部下侵入我的领地中央大街,频繁地招摇来招摇去,有意骚扰我们。金东见到我或者托尼,故意做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有时还要向地上吐口痰。说实话,我当初对他并不薄,对于他的如此行为,我只能表示遗憾。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3)


  我不会任人欺负,他既然这么无情无义,我也只有等待着机会收拾金东他们。
  1998年年底到了。
  一天下午,我在家里正陪儿子一起玩,手机响了。原来是金东。他说有事要和我谈,约我傍晚到歌舞伎町的 “雷诺阿”咖啡店见面。
  我马上给托尼打了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
  托尼说:“那小子最近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得很熟,我看你最好不要去,也许会有危险。要是你真要去,最好带上几个咱们的人。”
  我想了想,说:“知道了。”然后,我给一个人打了电话,请求援助。
  和金东见面前三十分钟,我在第一番大街上等着能帮助我的这个人来,不一会儿,一辆装备扎眼的摩托车停在了我面前。
  此人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他一身肌肉,像整齐排列的铁块一样。身上是一件紧身的黑色皮夹克、黑色皮裤,脚上是一双蛇皮的短靴,简直就像是从电影里跳下来的人物,仿佛是终结者阿诺德·施瓦辛格。他是刑警名高,我的朋友。
  “是不是打扮得有点过头了?”他微笑着问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沉默地走向那家“雷诺阿”咖啡店。自动门一打开,我们看见店中央那巨大的椭圆形桌子旁,金东和十来个汉子正围坐在那里。我用一种鄙视的眼光扫过去:没用的东西,找十来个人来对付我一个?这简直让人觉得可笑。
  我仔细看了一眼,金东旁边的汉子有点面熟,其他人全是生面孔,而且,这些家伙根本就不像是有点本事的人物,只是被金东拉来滥竽充数罢了。他们一律眯缝着眼,紧盯着我。
  我和名高不动声色地坐到金东正对面的座位上。
  “那段时间,多谢你的关照了!”歪脖说着,嘴角歪着。
  “不错啊!成长起来了嘛!身为你的师傅,我也为你感到高兴。你找我什么事?”
  金东旁边的那个男人声音低沉地发话了:
  “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能让出一条给我们吗?我们不会白要,每个月给你付钱怎么样?”
  他说着,把身子探过来,露出额头上的一个大疤。这家伙是不是就是最近刚刚出现在歌舞伎町的那个东北黑社会头子?我听说过这个家伙的名字,据一家酒店的老板娘说,他吃了药去找小姐,弄得臭名昭著,每个小姐都不愿和他出去。虽然还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但看他那架势,无疑是这帮人的头儿。
  “我要是说不行呢?”
  我气沉丹田,一字一顿将话尽量说得有力量。没想到那个男人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店员和周围的客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吓了一跳,一齐将视线投向这边。
  “那我要告诉你,我们就要把那两条街都给拿下来。”
  那男人反倒气焰更盛了。
  “我看你是不是黑社会的电影看得太多,中毒了?”
  听到我这样说,那人发出了比刚才声音更大的笑声。额头上的伤疤一颤一颤地,远处的店员脸上略有不满的神情,但没有谁敢走过来提醒他注意公德。
  不懂中文的名高坐在我旁边,紧绷着脸转头看我。我将手指在他的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给他发了信号。名高转回头,重又将紧绷着的脸冲向金东和那男人。
  这时,金东又开口了。
  “李大哥!你还是放聪明点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就是有名的‘东北虎’。”
  “东北虎?嗬嗬!”
  我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朝得意着的金东冷笑几声。
  “东北虎”的表情一下子变了。
  “你笑什么?你以为我在骗你?他可真的是‘东北虎’。”
  “他是真的,那你就是假的了?”
  “李大哥!请你放老实点,你再这个样子的话,就不是我的力量能控制得了的了。他可是东北的黑社会头子。”
  看来面前的这个家伙,果然是东北帮黑社会的人。90年代中期之前,基本上都是按福建、北京和上海的地域划分的中国黑社会在歌舞伎町横行,有时也能看到香港和台湾的“道中人”。到了90年代中期,他们逐渐被东北帮所替代。东北帮黑社会除了东北人外,还有很多是日本的遗孤后代。据说是因为难以适应日本社会的正常生活,这些遗孤后代就和福建人一起合起来犯罪,成为让日本人非常头疼的问题。
  “那又怎么样,你那里是中国黑社会头子,我这里可是国际黑社会头子。”
  我说着转头看了看名高。
  片刻的沉默。
  店里正播放着轻快的乐曲。
  突然,对面一个人把杯子里的水泼到了我脸上。我花了三十分钟做好的发型顷刻之间就全废了,水珠也溅到了旁边名高的脸上。名高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蛇皮靴子嘎嘎作响,战争一触即发。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4)


  “东北虎”把桌子上的烟灰缸扒拉到地上,“啪!”的一声,烟灰缸碎了。
  正在这时,里面一张桌子上坐着的两个穿西装的男人飞奔过来,其中一个人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了黑色证件。那帮家伙立即像一群猴子般四处逃散,“东北虎”和金东也灰溜溜地跟在他们后面。
  在周围人惊异的目光中,名高依旧站在桌前。
  我呆坐着。其中的一名西装男子问旁边的名高:“怎么样?没事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递给名高。
  名高边擦着脸上和皮夹克上的水珠,边说:
  “李君,除了那个‘东北虎’外,其余的也全都是东北人。看来,你以后还是要小心点。”
  原来,警察接到密报说,最近有一群中国东北帮的流氓经常汇集在这家咖啡店,在和我见面之前,名高便安排了两名便衣提前等候在这儿。
  “喂!今天因为你的原因,我的休息天又泡汤了,幸好没出什么事。”
  原来,这天是名高的休息日,本来他答应好带孩子一起去钓鱼的,接到我的电话,他立即上高速公路赶了回来。
  “算是我欠你的!”我笑着对他说。
  入冬了。歌舞伎町的夜,也越来越冷。
  这天虽然没有风,但是寒冷的空气却慢慢地渗透到身体里,我站在大街上,不时搓着手心手背。我到“后乐面店”的前面要了一罐热咖啡,一边喝着,一边与一位熟识的日本女郎谈笑。
  “由美,你穿得这么少,不冷吗?”明明是深冬,她却穿着一条几乎透明的迷你裙。
  她笑着回应:“李哥!你这家伙真下流。”
  “男人哪有不下流的?”
  “李哥可真瘦啊!真羡慕你。我想瘦都瘦不下来,你看看我这粗腿,我这屁股!”
  “我正好喜欢胖的女孩子,你正好。”
  我们正在那儿有一搭无一搭地打情骂俏,从区役所大街上走过来一个打扮得像过气的那种黑社会人物、夸张地耸着肩膀的男人。
  原来是金东。他走路的姿势总是那么古怪。
  我向由美耳语道:
  “哎!你看看那个男人,有点意思不?”由美瞟了金东一眼,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倒吓了我一跳,再怎么着也还不至于笑成这个样子。
  “那个人长得怎么这么难看?脸像恐龙,那身打扮简直要笑死人了。还有,干吗要那样耸着肩膀走路。哈哈哈!真好笑!”
  恐龙男人看到我,摆出一幅大大咧咧的架势走上前来。
  “我大哥要见你!怎么样?敢去见吗?”
  恐龙说着发出一阵恶笑,两眼贪婪地盯着由美。
  “有啥不敢的?让他明天下午三点到‘上高地’来见我。喂!怎么样?要不要我介绍你去家店消遣消遣?”
  听到我的嘲笑,他突然像个脑筋迟钝的小孩,边说着边溜走了。
  “由美!这种男人可不能陪,不然你也会变笨的。”
  我的话,又让由美一阵大笑。
  第二天,当我按时到了“上高地”咖啡馆时,他们已经来了。金东假装神秘地啜饮着冰咖啡,旁边是翘着二郎腿的“东北虎”。果然只是个乡下流氓,瞧两人那副德行,一点坐相都没有,真是拿不到台面上去的家伙。
  我依旧用一种温和的口吻和他们说话:
  “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东北虎这次不那么威风了,强作笑颜地说:
  “上次在雷诺阿的事情向你道歉。今天只想跟你说一件事,你给他个面子吧!都是中国人,别互相过不去了。怎么样?”
  “给他面子?这种靠手腕骗钱的家伙。给他面子?开什么玩笑?如果是日本的黑社会的话,早就被剁手指头了。给这种浑蛋面子,你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的脸上肌肉抽动,颜色青一阵白一阵。
  “李君,你有几条命?不放老实点,我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今天来,别的不跟你扯鸡巴蛋。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如果你交出二百万的话,我可以考虑放弃分你的地盘。”
  “我看你真糊涂。我怎么会为坐在你旁边的那种叛徒掏钱呢?你既然是黑社会里的人,当然知道对待叛徒应该用什么办法。”
  “以前你跟他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告诉你一点,他现在是由我来保护。”
  “这种人值得你去保护吗?”我针锋相对。
  其实,我并不是在无缘无故地挑拨他和金东的关系,虽然他的整个做派跟一个粗鲁的流氓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黑社会毕竟还是黑社会,如果真惹怒了他,杀人都会不在话下。我只是假借挑拨而探探他的虚实而已。如果他只是要钱的话,那就简单了。但如果他就是为了歪脖撑腰的话,我就必须强硬一些。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5)


  “老大,我想和你单独谈谈,能不能让你旁边的那小子走开?”
  我说着,诚恳地注视着他。
  东北虎看起来是个粗人,但也有点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点点头,冲旁边的金东努了努嘴,示意他离开。金东极不情愿地想分辩,但东北虎训了他一声:“行了行了!出去!”
  金东于是不情愿地走了。
  我看着歪脖出了门,立即改变了态度。
  “咱们实话实说,我先献上二十万元。”
  东北虎的嘴角微妙地变化着:“嗬!还是你聪明。刚开始就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声张了。”
  我心里笑了。果然这家伙只是想要钱,说什么二百万,那是吹牛。实际上不过是十万、二十万就可以打发的一个小流氓罢了,实在没有什么好怕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为了那小子和我过不去了。你觉得行么?”
  听到我这话,东北虎突然一反常态,说起金东的坏话来。
  “实际上我也对那小子不满了。最近这小子口气越来越大。你这么有诚心,他就交给我来对付吧。”
  他停顿了片刻。
  “钱你什么时候给?”
  我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他面前。我事先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早已准备了二十万日元带来了。
  他看到信封,两眼发出红光,迅速拿过去,揣到了身上。
  就这样,我总算暂时排除了歪脖的骚扰。不过,才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中和儿子打电子游戏,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我的“保护人”之一,极东会的岩本,也就是那天来找我的那个瘦子。岩本也和住吉组的朴一样,被委任管理歌舞伎町的外国人。
  “喂!小子!你是不是得意过头了?”我一接电话,上来就先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这些浑蛋是你的人吧?胆子真大。以为你们在什么地方,这是在日本。赶快统统给我滚回你们的国家去吧!”
  他非常激动,又说了些什么,我都听不明白了。听筒里传出其他人的怒吼声,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的人做错了什么吗?”
  “八格牙路!马上给我赶到樱花大街来!”
  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用两手捧着儿子的脸对他说:
  “对不起!宝贝!爸爸必须去上班了,等有时间再陪你打游戏。好吗?”
  儿子的眼睛里已经满是眼泪,嘴撇得好像随时都会大哭起来。哭了就麻烦了!我用手指头轻轻在他头上弹了一下,然后逃也似的跑向家门。
  “呜呜呜——”
  突然,从客厅传出了呜咽声。那肯定不是儿子的。我赶快脱了已经换上的鞋子,小心翼翼地回到客厅。
  “呜呜呜——”
  是久美子。她正把儿子抱在胸前,肩膀一耸一耸地哭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哭。
  我站在那儿愣了片刻,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如何安慰她。于是,我转身出了家门。
  当我赶到樱花大街时,看见岩本带着二十多名极东会的黑社会成员,正与一群中国黑社会的人对峙着,那情形似乎一触即发。平时只要发生一点小的斗殴,歌舞伎町的闲杂人等就会饶有兴趣地围观,但这一次可完全不同,不管是日本皮条客、韩国皮条客,还有那些风尘女郎、小痞子们,一律都躲得远远的,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偷偷观望,生怕自己也被卷入这场争斗。
  我的一颗心落了地。原来与日本黑社会对峙的那帮中国人并不是我的手下。他们甚至是我的对手:歪脖也在其中。我远远关注着动静。这时,托尼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边。
  “李哥!你还是离开这儿比较好。那帮家伙是因为你才在这闹事呢!”
  “我?为什么?”
  “今天,我们几个人刚刚站在樱花大街上准备迎接客人,东北虎和歪脖突然来找我们的麻烦。说我们的地盘是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樱花大街从今天起由他们管理。”
  “托尼!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我怕出麻烦,所以打电话把岩本请来了。”
  托尼告诉东北虎和歪脖,有什么话和保护人说,于是给岩本打了电话,自己带人先撤了。三十分钟后,岩本带领着极东会的一群黑社会成员与东北虎他们那帮在樱花大街开始发生口角。
  原来,东北虎收了我的钱,便放弃了进入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的想法,把目标对准了樱花大街,想强占樱花大街的地盘。不过,他们没有通过日本黑社会的同意,就自顾自地打进去,如果认可了他们这种行为,管理这片区域的日本黑社会哪还有脸面?岩本他们当然不会答应!











第十五章 斗争爆发(6)


  东北虎用蹩脚的日语对一个黑社会成员说:
  “我,朋友很多。我只要一叫,一二百人立即就会赶来。”
  极东会的一个人被这话激怒了,他冲上去揪住东北虎的衣领。
  “你说什么?你这浑蛋!”
  暂时的平静被打乱了。一场大暴乱眼见就要爆发。正在这时,从街两头都各出现了几十名手持木刀、砍刀的黑社会成员往这边走来,就像香港电影中古惑仔的故事。
  那群中国人立即被围困在中间。
  一个看上去像黑社会头子的小个男人站到前面,他的个头虽然只有一米六左右,但全身都是掩藏不住的杀气,眼睛发出冷酷的光。
  “你们这帮家伙是不是不想活了?谁是头?给我站出来!”
  小个子男人特殊的气势一下子就控制了局面。东北虎脸上掩抑不住紧张的神情,他向前迈出一步站出来,金东也随后跟着他到了前面:
  “他是我们的头,姓陈。他的日语不怎么好,有什么话由我代他说。”
  金东对小个子男人说。
  这时,从靖国大街上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东北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原来他还是个黑户口。小个男人冷笑着说道:
  “我想你们不会喜欢警察吧?实话说,我们也不喜欢。怎么样,还是乖乖地跟我们来吧!到我们的事务所里坐下咱们慢慢谈谈。怎么样?”
  于是,东北虎和歪脖在一大群日本黑社会成员的簇拥下快步离开了大街。结果,因为这件事,歪脖他们那伙人被极东会收为门下,每个月只要交纳相当金额的“保护费”,就被允许在樱花大街开始他们的买卖。
  倒霉的反倒变成了我。我的保护人岩本虽然也是同一个极东会的,但是根据他们内部商量的结果,我们刚刚拥有了樱花大街,又被赶了出来。
  无论是日本黑社会还是中国黑社会,那些家伙只是为了金钱。现代黑社会为了利益,他们会把信誉、仗义之类的东西扔到了一边。为了金钱,他们早已什么脸面都不顾了。
  我失落地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突然,久美子和儿子伤心哭泣的面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赶也赶不走。我开始漫无目标地走着,寒风穿过大街,撩拨着我的外套,我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抗争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值得的?!











第十六章 威胁(1)


  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解决,日子却依然继续。熟悉的歌舞伎町,像一条牵扯不断的线,紧紧地拴住了我的心。
  1999年到来了。这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来到日本的第十一年。儿子已经六岁了。我们搬了家,住进离蚕森公园很近的一个小区。我把儿子送到了公园里的杉并区第十小学。
  然后,我申请的永住签证得到了批准。在我跟久美子结婚以后,我曾想过,要不要“归化”日本国籍。如果申请“归化”的话,手续更简单,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家属签证,只要在日本生活五年以上就有条件申请,而我又有一位日本妻子。然而,无论如何,我还是不想改变自己的中国国籍。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变成一个“日本国民”有着强烈的抵触感,我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即使我再怎么喜欢日本的生活,再怎么希望继续混在歌舞伎町,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日本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于是,我提出了永住申请。
  申请永住权比“归化”日本国籍要难得多。原来永住申请一定要求首先在日本居住二十年以上,照这第一标准,我还得等上九年才能申请。而正巧在这一年,永住申请的条件放宽了,居住二十年的要求一下子降低了一半——十年。我在年初提出了申请后,10月份就被通过了。不过,永住资格虽然拿到了,我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我与久美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淡疏远,金东也不会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那些偶来纠缠的黑道人物也不会忘记按时向我要保护费。换句话说,只要我不离开歌舞伎町,精神就不可能轻松。唯一不同的是,永住资格拿到后,我可以不用再每年都花上两个白天去入国管理局办理签证的延长手续。
  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个人到新宿的“丸井”百货商店去闲逛,在地下一楼的唱片店偶然碰到相识的陪酒小姐小莲,她穿着粉红色的裙子,习惯了在歌舞伎町的搔首弄姿,所以,我远远就看到了她。闲得无聊,我就上前跟她打招呼,约她一起去喝茶。她笑着说:“中央大街的第一帅哥要请我喝茶,我怎么会不乐意呢?”
  我们在旁边的一家茶室里坐下来,小莲喝着茶,突然问我:“李哥,你知道我们店里的那个山东女孩儿吗?就是左脸颊有颗痣的那个,花名叫莺莺的。”
  “哦。知道。怎么了?”
  “她被人抢了!就在她家里。而且还受了伤,再也不能来上班了。”
  原来,在前些天,莺莺下班回家以后,遭到几个福建人的抢劫。她被关在家里,用胶带缠住了嘴和手脚,银行卡被抢去,当被问知密码时,她没有说真话,随便编了密码想混过去。她来日本十五年,拼命省吃俭用存下的一点钱,哪甘心就这么简单地被别人抢走?那几乎和她的生命同等重要。
  可是,一个抢劫者去银行取不出钱来时,马上打电话通知守在她家里的同伙,说密码不对。
  莺莺马上被推倒在床上,守在屋里的男人扑了上来:“臭女人!你居然敢骗老子!”
  顷刻之间,她的衣服被扒了个精光,乳房被一个男人抓了起来:“小姐!这就是对你说谎的惩罚。这可爱的草莓先取一个给我了,如果你再说一次假话,另外一个也别想要了。第三次还说谎的话,哼哼,你的命就没有了。”男人一点也不是在吓唬她,他毫不犹豫地撩起匕首,飞快地一割,一个乳头立刻就被割了下来。
  莺莺疼得差点昏了过去,无奈,她马上将真实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为首的男人一个电话打过去,还没出两分钟,便得到了现金,将近五百万日元就这样被抢走了,那些福建人便扬长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莺莺才从剧痛和恐怖中清醒过来,拨通了朋友的电话,很快被送到医院。但是,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里面露面。
  我听了这件事,点了点头,跟小莲说:“这事我大致知道。不过,过程却跟你说的不大一样。唉,现在歌舞伎町真是不太平,中国人还抢自己的同胞。”
  “是啊。”小莲忧虑地说,看得出,她很惊慌。我知道,她是一个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如果被偷、被抢,都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如果自己声张,或者去报案,反而要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所以,那些抢劫的往往就盯上他们这些人。
  不过,那些抢劫自己同胞,或者给别人通风报信并从中谋利的家伙,实在是可恶,就因为有这种人,中国同胞之间才会互相猜忌、互相怨恨、彼此不能信任。在举目无亲的异国生活,却要时常注意提防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此前有另外一位陪酒小姐想搬家并曾让我推荐一个好地方,我推荐她去新大久保附近,可她却因为那一带都是中国人而觉得太危险了。











第十六章 威胁(2)


  “李哥,你知道地下银行吗?”小莲又问我,“幸亏我都通过地下银行直接把钱汇给父母,这样就不用放在身边担惊受怕了。”
  “地下银行”,这个词以前也听说过。早在1995年,这种帮助偷渡客寄送金钱的地下机构就开始兴盛起来了。因为偷渡客在日本的生活,除了打工还是打工。我听说有的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同时打几份工,这样拼命撑上两年就准备回家。更神奇的是他们可以七八个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白天上班的晚上去睡觉,晚上上班的白天去睡觉,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但是,他们有个最迫切的问题,那就是不能通过正规的银行存钱寄钱。曾经有过签证的黑户口还可以勉强继续使用原有身份办理的银行卡,可偷渡者就不行了,他们连护照都没有。他们如果把打工赚来的钱放在住处,一旦丢了就没法找回,特别是他们走在街上,随时都可能被日本警察抓走遣送回国。因此,在正规银行之外,就兴起了这么一种“地下银行”,专门解决这些问题。
  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的签证过期的黑户口和偷渡者的增加,“地下银行”大规模发展了。它像一个黑色的魔爪,将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并且因黑户口的国籍不同,逐渐形成了中国、韩国、菲律宾、伊朗等不同“专线”的“银行”群落。虽然我没有和这种“地下银行”有过金钱上的交道,但我认识的许多黑户口中国陪酒小姐都在那里寄过钱。不过,它具体的运营方法我却不太清楚。于是,我便向小莲了解起来。
  小莲是来日本上专门学校的。上学的第三年秋天,在她打工的茶馆里认识了日本一家金融机构的男职员,并开始了恋爱。等到她学校一毕业,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是,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发现丈夫居然在外面有两个私生子。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原谅的事,最后只有离婚。婚是离了,丈夫却连一点精神损失费都没有付给她。
  小莲为了生活,不得不在上海老乡开的歌舞伎町里的一家酒店开始陪酒。她虽然长相普通,但温柔体贴,很受日本客人的青睐。很快,小莲的日本人配偶签证就过了期限。更糟的是,有一次她把钱包丢了,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都没了。去重新办理也需要身份证明,她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存取款手续,也没办法通过银行把钱汇给在上海的父母。她的日常生活很节俭,把节余的工资一点点存起来放在自家的柜子里。
  无可奈何,小莲决定请前夫帮这个忙。那男人和情人生了两个孩子,却瞒着她与她结了婚,按常理,她也不想再见到这个伤害她的家伙,可那时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有请他帮忙想办法了。再说她的前夫就是银行职员,最了解情况,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小莲本不是因为没有夫妻感情才离的婚,所以,订好约会时间后,她心里隐约有些按捺不住得激动,似乎有一种前去约会的心情。她提前来到了见面地点涩谷。
  一见面,小莲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了。她一开口说明困境,前夫马上提出要她付咨询费。小莲从包里取出他要求的金额给了他,看着前夫仔细数着钱的神态,她残存在心头的最后一丝爱意就荡然无存。前夫数好钱后,用一种完全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她该怎么办,并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交给她。
  “你给这个号码打电话,然后到电话里的人指定的咖啡店见面,具体方法那人会告诉你的。万一不成功的话,你付给我的钱我会退回百分之八十给你的。”
  小莲实在是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人居然是这般无情无意。话一说完,两个人就分了手。她找了一个公用电话,往纸片上写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是一个中国男人。她告诉对方想给上海父母寄钱,对方问清了上海家中的地址和寄钱金额,然后指示她在一个小时后到川崎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小莲乘电车来到川崎的那家咖啡店后,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年轻女人出现了。女人大体将寄钱方法跟她说了一遍,小莲给她看了看自己带来的二十万日元现金,然后女人拨打了一个电话。
  接下来,两个人聊着天等待。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正当两人尽量避开钱的话题,漫无边际地闲聊的时候,店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店员问是不是那个女人的电话,女人从店员手里接过了听筒,又和对方说了几句。女人挂了电话回到座位上,让小莲用店里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
  小莲拨通家里的电话后,母亲用惊奇的口吻告诉她,刚才收到了有人送来的相当于二十万日元的人民币。小莲笑了,在电话里像孩子一样撒了个谎,说自己买奖券中了奖,并告诉母亲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对于她来说,钱能准确无误地寄到父母手中,那心情简直如同中了奖券一般高兴。











第十六章 威胁(3)


  回到座位上,小莲将二十万日元和手续费交给那女人。手续费虽然比正规银行稍高一些,但钱是真的送到了,而且速度之快,确实令人难以想象。
  在咖啡馆门口分手的时候,那个女人笑眯眯地对她说:
  “要想寄钱的话,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最初小莲有些半信半疑,不是很放心,所以只寄了二十万回去试一试。钱果真送到了,于是她放心地将柜子里的钱分几次用同样方法寄到了父母手中。她骗父母说是丈夫在金融系统工作,炒股票赚了钱,将一部分寄给父母用,一部分请他们帮自己存起来。
  我听她讲完这件事,想了想,说:“虽然这种途径还是比较快,但是你还是要小心点,要是这些搞地下银行的暗中使诈,或者当场抢了你的,你也没话说。”
  “唉,李哥你说得也对。歌舞伎町真的是没有多少可以相信的人。”
  我望着她忧虑的眼神,心里止不住地感慨起来。是啊,歌舞伎町的人们,整日里来去匆匆,其实都不过是为钱罢了,甚至为了钱,很多人都是不择手段。“凡事小心”竟过早地成了我的口头禅了。要是在国内,这种话,多半会是老头老太太们说的。
  我叹了口气。
  闲下来的时候,面对久美子,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于是,我便经常去找名高。
  说起来,他在骨子里是个很有点狂野精神的家伙。这年夏天他曾用他最爱的那辆新式摩托车带着我,沿着高速公路去海边玩了一次。在路上,他的车速极快,我坐在他身后,听到风声呼啸而过,看到景色倏地后退,几乎感受到了一种濒临死亡的滋味。
  “你真的是警察吗?实在不能让人相信。”
  “当然是。”
  “你不怕因为超速被警察逮捕?”
  “哈哈。那我就先逮捕他们。”
  我们两个四十多岁、早已不再年轻的老家伙,在夏末的海边脱去衣服,跳进有些冰冷的海水当中。看到这两个中年男人在海水中嬉戏的样子,一群染着茶色头发的冲浪青年都投来不可思议的眼神。
  此时,我跟莉莉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段心情空虚的时候,莉莉总是会适时地出现,而且,总是带着那么温和的微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我是有妻子儿子的人了,虽然我不是那种传统的男人,但是,至少我不能对不起在当初危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久美子。
  不过,实在无聊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约莉莉出来。正是日本夏秋交替的时候,我开着车,带着莉莉在东京街头兜风。刚刚从时髦热闹的台场往回走,在银座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觉得太累了,思想就开了小差,没有注意到应当避让的直行车,轰的一声,跟迎面开过来的一辆货车直直撞上了。我的车窗被撞得支离破碎,整个车体严重变形,左侧的车门根本打不开了。撞击点正好是副驾驶的位置,尽管车内的安全气囊立刻弹了出来,但是莉莉还是受了重伤。
  记得撞车之后,我从震惊中清醒过来,马上观看左边的莉莉是否受伤,只见她满脸泪水,嘴里面不停地喃喃自语,完全是不成句子的只言片语,什么“吓死了”、“快,快”、“疼啊,真疼”之类的,我顿时吓得冒出了冷汗,尽管看到周围的司机和路人围上来,对我说着什么,但是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大声对他们吼叫着:“救护车!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和一辆消防车马上赶到了事故现场,消防员们首先将围观的众人疏散,然后指挥那辆大货车退到路边,给其他车辆让出通路。同时,一个大胡子消防员趴到我的车窗上对我说:“请放心,我们会尽力抢救的。您可以自己出来吗?小姐能够对话吗?”
  我急忙说到:“我不要紧,你们先抢救她,她可能伤得很重。”
  身边的莉莉忽然柔弱地说:“我……不要紧,先把他救出去。”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眼泪突然从眼眶里淌了下来。
  大胡子消防员如释重负地说:“好,好。别担心,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然后他迅速地指挥消防员们展开救助,我很快被他们救出来。
  但是,由于车体变形,莉莉一侧的门怎么也打不开,再加上莉莉已经受伤,无法自己从车内爬出,大胡子消防员指挥两个小伙子,用电锯将那一侧的车门锯下,在救生员们的帮助下,莉莉被抬上了救护车,我也一起被送到了圣路加国际医院。
  通过医院的检查,我居然毫发无损,而莉莉的左侧小腿胫骨骨折!尽管对于每天处理成百上千的各类病人的大医院而言,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伤病,但是这发生在跟我身边的莉莉身上,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愧的事情。我真希望能够替她承受病痛。











第十六章 威胁(4)


  事故发生后的那几个月,我几乎天天都要去看望她。出院后,我也每天都去莉莉在板桥区租的公寓,陪她到医院做复查、拍片子,还有就是买东西、做饭,帮她做些家务。
  在这样长久的交往中,我逐渐了解到莉莉是一个直爽而犀利的女孩子。她有关怀人的一面,也有坚强自我保护的一面。日久生情,我渐渐喜欢上了她的性格。
  第二年年初,我在西新宿租了一间公寓,作为我与莉莉的一个小窝。
  10月份,日本的秋天又来临了。即使在喧闹繁华的歌舞伎町,也能感觉到那种秋高气爽的惬意。在一番街的中央地段,新开了一家海鲜美食的专门店,现在自然是挂出了时令美味“秋刀鱼”的招牌。然而,我并没有心情去品尝,以往我的习惯是到每家新开的店里去尝鲜。
  我伫立在秋的歌舞伎町街头,望着自己辛苦十几年争夺下来的地盘,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可是,现在来争夺的势力越来越多了。我正这么想着,名高打来了电话:“李君,我想你一定知道上个月发生在百人町那家卡拉OK的杀人案件吧?能不能马上就和你见一面?我有事情要问你。”
  “和我有关系吗?”
  “和被杀者一起在卡拉OK喝酒的人说认识你。”
  “唉?谁?”我的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
  “一个外号叫灰狼的男人,还有他的女朋友陈倩。”
  没错!是我认识的人。陈倩是歌舞伎町一家中国酒店的陪酒小姐。这家店是我的签约客户之一,所以她也和我比较熟。她的年龄三十岁左右,是一个妖冶漂亮的女人,很会勾引男人。我有一次给她介绍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富翁,那人一下子给了她十万日元的小费。在半年多前,她说有事找我,把我约出来在“上高地”见了一面。
  当时她面带忧愁地看着我,说明了她找我的目的:“李哥,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要租房子,想请你帮我当保人。”
  原来,她的男朋友从上海来了,她现在的房子太小,想要一处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除了请你帮忙,也找不到别的可以信赖、又能帮我的人。我会谢谢你的。”
  我想,陈倩在店里是比较受客人欢迎的小姐,挣的钱不会少,还不至于到时候欠了房租跑掉,给我带来麻烦,所以就答应了。
  几天后,陈小姐带着她的男朋友灰狼来谢我。
  “非常感谢!你要是不给我们当保人,我们还搬不了家呢!”陈倩的这位男朋友是一位五十来岁、看上去非常稳重的中年人,他送给我一块“罗西尼”牌手表作为保人的谢礼。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看上去非常有教养的男子实际上是大名远扬的上海黑社会头子,而且,外号叫做“灰狼”。拿那种在儿童故事书里吓人的动物做外号的人,想起来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出乎意料的是,他这样闻名的黑道枭雄,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招摇的地方。看看歌舞伎町,倒是只有一些小喽,才会打扮成电影里的黑社会分子模样,生怕别人小瞧了他。
  听名高提起他们两个人,我心里一动,难道那个黑社会头子犯了什么大案了?我赶紧去见名高。
  原来,一个月前,在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车站旁的一家卡拉OK店里,灰狼和他的“朋友”,还有陈倩三人一起喝酒,他的这位“朋友”也是上海黑社会的人。
  刚进店的一个小时气氛还很好,他们有说有笑。可是,突然,那位“朋友”开始质问起灰狼:“什么?你说我穿的衣服没品位?”
  起因就是这么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灰狼起初嘻笑着,打着哈哈,可没想到那位“朋友”的情绪却异常高涨,纠缠住这句话不放。后来传说,当时这位“朋友”刚刚吃完一种属于毒品的剂量很大的兴奋剂。
  “你说我的衣服没有品位?我还想说你选择女人的眼光才没有品位呢!要不你怎么会让她去做‘鸡’?”
  平时性格温厚的灰狼听到他羞辱起自己的女人,也不干了:“你放屁!好了!好了!咱们俩也别争了。到底是我选择女人的眼光有问题,还是你选择衣服没有品位,咱们两个人不要争。让第三者来评判。”
  灰狼说着,用手机给什么人拨通了电话。十几分钟后,一个手持砍刀的男人冲进了卡拉OK店的这间包房。他一言不发地直冲那位“朋友”而去,狠狠地将刀刺入了对方的身体。那被刺中的“朋友”当场死亡,灰狼和陈倩赶快逃离了现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名高查到我为他们租的房子做了保人,所以立即打来了电话。
  听名高说完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马上拨打陈倩的手机,但怎么也打不通,又带着名高到她在新宿歌舞伎町后面的她以前租住的公寓,同样是人去楼空,一无所获。我又去问了曾与她在同一酒店的小姐们,还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











第十六章 威胁(5)


  一个星期之后,凑巧灰狼因为涉嫌别的盗窃案件被逮捕。这样,我才脱离了干系。
  11月27日,一个中国女人被杀了。
  案发地点是她在神奈川县租的公寓里,据说现场一片血海。
  她的日本情人开着车去找她,发现她倒在血泊当中,双手被手铐铐着,头上蒙着被子,血是从脖子上流出来的,惨不忍睹。
  她是位我认识的女子。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去买了份晚报,在社会新闻版看到了一篇报道,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刘美玉。
  那是在两年前的一天,她突然出现在中央大街上,走到招呼客人的我的面前:“你就是李先生吧?我在区役所大街上新开了一间酒店,有空请来玩玩。”说着,她递给我一张名片。
  她就是 “罗曼史” 酒店的老板娘——刘美玉。我当时就笑了,因为我的中学同学中也有一位叫做刘美玉的。她一听,就咯咯笑了起来:“那我们就更有缘分了。”
  不过,我的中学同学是个身材魁梧、相貌丑陋的女运动员,而这位眼前的刘美玉却称得上人如其名。她的年龄虽然已经有三十五岁左右,但依然是在歌舞伎町都算得上出类拔萃的漂亮女人。她是哈尔滨人,裹在酒红色旗袍里的身体丰满适中,裸露的肌肤洁白柔嫩,全身散发着一种年轻女孩子所欠缺的成熟女人的魅力。特别是她充满诱惑力的笑容,从眼神嘴角中流露出勾人心魄的魅力。
  第二天,我出现在她的酒店,想尽早和她签订回扣协约。
  “欢迎!欢迎!李先生!你能来真高兴。”她出现在店门口,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
  她几乎是一个天生适合做这种风尘行业的女人。那眼神的荡漾、那声音的温软、那身体的摇摆,一招一式,无不显示出她的浓烈的女人味道。不,她身上充斥的,与其说是女人味道,不如说是一种雌性动物的天然吸引力。她那勾人魂魂的视线只要瞟上你那么几眼,我想任何男人都难以把持住自己。我预感到了她身上的“毒性”,而这种“毒性”和她的美丽是成正比的。
  “你的店真漂亮啊!今后我们相互合作,多多拜托啊!”
  “瞧你说哪儿的话?是我要拜托你和我签约呢!现在的生意不那么容易做,你要帮我多带些客人来啊!”她的语气如同在和情人撒娇,但两只手却熟练地打开钱包,掏出三张一万日元的钞票塞入我的西装内袋。
  此后,我会因为带去客人的关系,时不时地去她的店里收钱。
  这家酒店的生意异常火爆。据她讲,“罗曼史”是她和另一个中国女人合开的,但是据我所知,客人几乎都是冲着她来的。她有时站在楼下的街边,虽然不去拉客人,但只要用风情万种的姿势往那儿一站,不一会儿就会有色迷迷的寻芳客上来搭讪。她略施手腕,就将客人“擒获”上楼。我对她佩服不已。
  长冈就是被她的魅力所迷倒的男人之一。但是,对刘美玉来说,长冈的意义可不仅仅只是位消费的客人。长冈当时的职务是警视厅保安部专管歌舞伎町色情行业的头头。他像中了刘美玉的邪一般,晚上常常都泡在“罗曼史”里不忍离去。刘美玉自然明白他的重要性,虽然偶尔也让他自己掏了几次腰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给予免费招待。后来我听说,刘美玉甚至自己支付给小姐“出场”的三万日元,让长冈带上他相中的女孩去酒店。当然,她自己也和长冈有过热烈的缠绵。长冈在得了这些好处之后,更加死心塌地拜倒在刘美玉的石榴裙下。
  除了长冈之外,还有两个警察是这里的常客。据说,刘美玉借这三个警察的关系,总能得到一些秘密情报。比方说,入国管理局和警察时不时会来歌舞伎町进行突击大搜捕。而酒店进行的卖淫交易是违反法律的,特别是很多小姐拿着学生签证甚至是黑户口,即使是那些持有日本人配偶签证的女子,也担心会被发现假结婚的真相。所以,这些酒店的经营者和小姐们最怕的就是入国管理局和警察。
  然而,刘美玉的“罗曼史”是个例外,据说每次大搜捕的时候,她都恰巧关门休息。她本人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然,她不过是从警方内部得到了风声而已。
  我过去就听说过,有一些外国人的色情店经常以财色贿赂警察。歪脖的同伙之一,过去在开按摩店时就吹嘘过:“我每个月光贿赂警察就要花费三百五十万,所以别说按摩,真的打炮也没人来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那家店的确没被警察抄查过,却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而刘美玉的贿赂可是真的。她店里的小姐们作证,她经常送给那些警察昂贵的名牌商品,还时不时地献身于她的保护人。
  刘美玉虽然受到了众多客人的追捧,但店里的小姐和男店员们却都很讨厌她。











第十六章 威胁(6)


  有一个小姐说过这样的话:“像她那种嗜财如命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原来,一般的酒店规定,客人为小姐点的饮食,小姐可以抽取一半左右的提成,但刘美云规定小姐们只能拿百分之二十。其实这笔钱对于新宿的色情酒店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但刘美玉就是毫厘必争,为此她与店里的小姐还大吵大闹。不过,小姐因为她那里的生意确实好,只能不情愿地向她让步。
  而男店员则说:“她挣那么多钱,可是连我这点可怜的工资都要克扣。真是个守财奴!”他指的是他如果迟到一分钟,刘美玉就一定要扣掉他半小时的工资。在日本上班,普通人都乘坐电车和地铁,有时晚个几分钟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刘美玉却毫不通融,坚持她的冷酷规定。
  这种抱怨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我去她那儿收钱时,也常常领教她的这种本性。她时不时地要赖掉一些本应付给我的那一份。
  “昨天带来五个人,一共两万五千日元。”
  我这样说时,她会撒娇:“四个人,是四个人!你记错了。”
  我每次都会把招来的客人人数记在本子上,怎么会有错呢?我把我的记录给她看,她照样耍赖,非得说是我记错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不多跟她计较,少一个就少一个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变本加厉,我明明把客人送进了她的店里,她却欺骗我说客人随后转身就走了,不能算我拉的客。
  最后,我不得不严厉地警告过她一次:“老板娘!你的这种做法在歌舞伎町可是混不长久的。你知不知道?想把你轰走的人多了。我这里也是做生意,你这样搞的话,我也没办法做人。”
  刘美玉的脸色突然变了,刚才还一直千娇百媚的神情一下子就不知跑到哪去了,换上一副咄咄逼人的尖刻表情,原本美丽的五官突然变得狰狞凶狠:“你少威胁我!你这个拉皮条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既然这样,我也只好自认倒霉,但我也就不再给她的店里拉客。可没过几天,她见到我又是一副媚态:“李哥,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啊?也不给我联系几个客人,真是的,一点也不够意思。”她这种女人,就是这种抠门的德性。我也不便一直跟她计较。
  据说,刘美玉被杀的那天早上,长冈突然接到刘美玉的电话。
  “马上帮我准备二百万日元带过来!”她那颤抖惊惶的声音让长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长冈还算是讲究情分的人,那时不过凌晨,银行根本没有开业,谁会有二百万日元的现金呢。于是,长冈立即去四处筹钱。最后,和他关系一直不错的歌舞伎町某赌博游戏店的店主岩城帮他拿了二百万,两个人随后一起赶往刘美玉的家。
  他们赶到那儿,用备用钥匙打开门时,刘美玉早已一命呜呼了。
  杀人血案是瞒不住的,长冈立即报了警。
  从各种报纸、尤其是小报的报道上看,案发时间差不多是27日清晨四点半左右到六点五十分左右,两名罪犯闯入刘美玉的家,用手铐铐住她的手,又用绳子把她的双腿捆绑,抢走银行取款卡两张、名牌皮包一个,最后用匕首割断她的手腕和脖子上的动脉将其杀害。
  验尸报告还证实,她生前遭到了连续的性侵犯。两名犯人在银行提取了刘美玉的六百万日元的存款,因为自动提款机一次最多只能提取一百万日元,而人工柜台则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犯人们转了好几家银行。这些银行的防盗摄像镜头里拍到了这两名犯人,但经警方调查,得知这两个人在事发当天已经从成田机场乘飞机离开日本。
  她死在了自己的性格上!
  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马上这么想。如果凶手只是图财的话,只要把钱交给他们,他们一般是不会杀人的。我以前听到的情况就属于此类。凶犯们的目的是钱,不是人命。不到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杀人的。至于劫色,以刘美玉的风尘历练,她也不至于愚蠢到为了保护自己的肉体清白而送命的。所以我想,刘美玉一定为了钱拼死抵抗过。
  “我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要是对我下手的话,警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守财奴般的她大概态度强硬,同时还可能炫耀自己有警察撑腰,以此来威胁罪犯,结果,受到刺激的罪犯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她了事。
  长冈的命运如何呢?这个案子令他和刘美玉的关系曝光了。他不得不接受内部调查,我从名高等警察朋友那里得到信息,他已经受到了免职处分,理由是收受刘美玉的贿赂,利用职权,给她提供了一些秘密情报。据警方能掌握的资料来看,长冈收下了刘美玉送的一块价值二百万日元的劳力士手表,在他的孩子考入大学时,刘美玉又送给他所谓祝贺金数十万日元。像长冈这样的被日本舆论称为“恶德”的警察,我觉得也挺可怜的,说到底,他们也是被歌舞伎町这颗毒牙所咬中并受到毒害的一类人。











第十六章 威胁(7)


  刘美玉的死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我越来越感觉到身边不少怀有敌意的眼睛紧盯着我,而周围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几个与杀人案件有关。那段时间,我的手机还常常会接到一些恐吓电话:
  “你小子小心点,当心遭暗算!”
  “你已经被盯上了!”
  “你老婆和儿子还好吗?”
  到后来,这种相对“文雅”的恐吓电话对于我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对方不发一言,更有的时候只说了声:“杀了你!”电话就挂了。
  我被包围在一片莫名的不安当中。我相信有些电话可能是和我一直做对的歪脖派手下进行的恶意骚扰,但也有的让我摸不清真相,或许真的有人在暗处瞄上了我?
  如果自己是单身汉,出什么事还好,但是,我是有妻儿的人,不管发生任何情况,我都不愿意连累到自己的家人。如果因为我……
  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在歌舞伎町上演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中,我像一个不下岗的哨兵,完全是依靠一股信念在勉强支撑。某天中午,我醒来后起身去洗脸,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面目全非,简直不忍目睹。
  紧张而喧嚣的1999年,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七章 噩梦来临(1)


  轰——
  我正在公寓里忙着给莉莉做湖南菜,突然,门被撞开,还没容我们反应过来,几个恶狠狠的男人手持凶器冲了进来。
  我和莉莉下意识地将双手举起,以免受到皮肉伤害。我极力做出镇静的表现,对他们说:“有事情可以商量,但请不要伤害我们!”可是我的话只是在嗓子里咕噜了几声,根本没有说出口,我又试探着咳嗽了两下,提高音量,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但是怎么也说不清楚,似乎有一个无形的手掌紧紧捂着我的嘴巴,我甚至开始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我盼着这个时候能出现什么奇迹,比如说警察来上门查户口,但是这实在太不可能了。但是哪怕突然有人打来一个电话也好,至少可以打破这种压抑紧张的局面,可以给这些歹徒一个意外,打乱他们的犯罪计划。可是,没有电话打来,甚至外界的车马喧嚣声在这一刻也突然寂静下来。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我甚至能听见自己突突的心跳声。
  一个染着金色头发、瘦骨嶙峋的高个子男人,看来是他们的首领,他看到已经完全制伏了我们,开始有些得意地巡视着我们,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莉莉身上,就像一只嗜血如命的恶狼发现了一只受了重伤、正在流血的兔子,这个家伙色迷迷地两眼血红地直盯着莉莉的裙边,莉莉因为恐惧蜷缩在桌边,身体在瑟瑟发抖。
  那个凶狠而又丑陋的金发男人酱紫色的嘴角上淌出两摊绿色口水。
  终于,我的嗓子可以说出话来了,我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恐惧,斗胆说出一句:“你们,想干什么?”
  突然,金发男人把两个暴突的眼球冲向了我,并一步步向我逼近。
  呜呜呜—— 一种野兽饥饿了以后发出的喘息声贴近我的耳朵。随之,一股腐烂的恶臭扑鼻而来。
  沙哑的嗓音打破了沉默:“小子!不想活了是不是?”说着,男人骨瘦如柴的手指戳到了我的脸上。
  “哎!!”我的脸颊感到火辣辣的疼,他的黑色的指甲掐进我的皮肤,鲜血滴落到我光着的脚面上。
  过了半分钟或许更久,男人站起来,一边像野兽那般喘息着,一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我的感觉,他就像一只贪婪猥琐的野狗,在荒原上寻找着猎物。他的肮脏的手里紧紧握着一把二十厘米左右长短的尖刀。
  我注视着金发男人,房间里的空气非常凝重,谁都不知道这个畜生下一步将要做出什么举动。
  呜呜呜——
  金发男人吐出的气体似乎把房间里的温度升高了许多,腐臭味弥漫在整个房间中,那是他的内脏从口中发出的臭味,那口臭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令人作呕。
  呜呜呜——
  野兽一边喘息着,一边将凶狠贪婪的目光锁定在莉莉身上,他像一匹巨大丑陋的南美蜥蜴那样,一步步逼向莉莉。
  他慢慢伸出爪子,用刀背在莉莉穿着超短裙的大腿上轻轻滑动着,一点点向私处移动。
  他那沙哑的声音再次打破了沉默:“小妞!哥哥已经忍不住了!”
  男人的普通话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骷髅般奇瘦的脸贴向莉莉汗湿了的T恤下丰满的胸脯……
  2000年8月13日是在幸福笼罩下迎来的。
  我在西新宿公寓的床上做着上述的桃花噩梦。
  上午十一点多,我睁开眼睛醒来了。侧身看见莉莉还在香甜的睡梦当中,她把头紧紧地靠着我,两手抱着我的一只胳膊。
  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七年之痒”,我和久美子之间绝没有什么隔阂,但是似乎一直没有激情,在我的心里,她更像一个姐姐,要不是当初为了留在日本,获得签证,我想我也不会跟她结婚。但是,她为了我,的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为我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即使我每天在歌舞伎町和各种“敌人”的战斗永无宁日,工作完后也不愿意把那种紧张的气氛带回家去,影响他们的情绪。而久美子始终像一个传统的日本女人那样,对于我的工作从不多嘴,一心扑在儿子的成长上。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跟她做爱了,但似乎双方都没有对彼此的需求,每天就是重复着一样枯燥的生活。结果,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
  经过了那次车祸以后,我跟莉莉的感情越来越深。每每下班以后,我都喜欢去她的公寓小憩,跟她聊天,谈自己在歌舞伎町的发展和对未来的憧憬。莉莉本来就是一个高才生,当时又在日本一所国立大学读日本近代文学,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我,虽然她比我小了十多岁,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却一点隔阂都没有。
  还在我对于如何确定与莉莉的关系的时候,一件事情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天是1999年冬天,很冷。莉莉刚养好腿伤,虽然腿上还绑了一小块绷带,但是,她却支撑着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央大街。当我看见她单薄的身体出现在来往的行人当中时,我正想埋怨她不好好在家养伤,她却从怀中掏出一条阿曼尼的蓝色围巾,套在我的脖子上,笑着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李哥!”











第十七章 噩梦来临(2)


  那围巾还带着她身上的温度,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显得尤为温暖,我禁不住抓住了她的手:“莉莉,我……”
  她摁住了我的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李哥,只要你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人想着你,我就满足了。我在公寓里,就一个人……”她希望用唇角勉强挑起的微笑来掩饰自己的伤感,但却没有成功,“我一直在想着你——”
  “莉莉——”看着她像一个弱小的生物,在寒冷的北风里颤抖,我真的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她,把她抱在怀里,希望用自己的身体给她温暖……
  这天,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对方。尽管她的腿上还缠着绷带,可是我们都无法抑制这段时间以来一点点聚集起来的激情。在她那间小公寓里,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满足,而且,可能就在那一刻起,我感到,我们再也分不开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心疼地看着她的腿。她却满不在乎地让我给她讲我的故事,慢慢,我们靠在了一起。我轻轻地把她揽在怀里,她起伏的身段让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用双手从背后按住了她的胸部,她没有反抗……
  从这一夜起,我想,我已经被她迷上了,再也不能自拔——
  莉莉是一个头脑相当聪敏的女人。伤刚好,她就开始陪着我一起在歌舞伎町招徕客人。所以,对我最头疼的歌舞伎町那些事——黑社会、各种皮条客团伙、警察等等,很快就明白了我和莉莉之间是怎么回事,更加理解我了,而且时常能够给我提出一些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对策,因此,我越发感到:我不能没有莉莉。
  于是,我就在西新宿租了一间大公寓,把莉莉搬到了那里。
  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面对:我有家,有妻子。尽管这样,我对莉莉的感情没有一点掺假,我是真心爱她的,虽然我们的关系对她来说并不公平。
  或许在内心里,我希望能够给莉莉以补偿,因此也就尽可能地多与她在一起,这也是我天天不回家,而住在西新宿的真正原因。
  但是,并不是说我就开始厌倦了久美子。我说过,她对于我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姐姐甚至母亲,我在彷徨无助的时候,需要她的安慰和支持,而且,我们婚后的生活也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严重的矛盾。尽管凭借一个女人天生的敏感和日本社会常识的推断,久美子肯定会感到我的不安和异样,夜不归宿几乎就等于外面有了其他女人,但是久美子并没有像我们看过的小说和电影中的家庭主妇那样吵吵闹闹,而是完全地听之任之,她把自己的家务打点得井井有条。每当我回家看到她和儿子两人,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我想,所有的错都在于我,不管怎样,我都不能亏待了这两个女人。
  这天中午,噩梦醒来以后,我把莉莉吻醒,和她一起吃“早餐”,牛奶、面包,然后是煎鸡蛋。吃完饭,约好晚上在歌舞伎町碰头的时间,莉莉出门去和女友见面买东西,我则留在公寓里注意最新的时装资讯,撰写报道。下午三点多,手机响了,是名高,他想约我见面,了解一下最近频发的专门洗劫中国按摩店的强盗事件。
  其实,由于很多中国人经营的按摩店不仅有色情服务,而且有时会针对不同的客人,突然索要高额服务费用,很多日本客人担心惹是生非,抱着破财免灾的心理,往往会吃个哑巴亏,交了钱走人,因此可以说那些按摩店是一个“黑店”,一天营业额超过百万的并不少见。而中国人黑帮掌握到这种情况,便不失时机地“黑吃黑”一把,他们往往是三五个人,带着凶器,闯入正在营业的按摩店中,往往按摩店里只有一两名男性店员,其他的都是女性,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营业额拱手相让。有的不法之徒甚至还趁机将正在做按摩的客人也一网打尽,卷走所有的现金和信用卡,令客人苦不堪言。
  不过,有时候这些强盗们也会遇到麻烦,比如有的店已经向“地头蛇”们交了保护费,他们便会及时通知保护人前来摆平,冲突往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最近在一起抢劫当中,另一伙人来收取保护费,于是在店内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损失惨重,一人当场死亡,多人负伤,而这家店也不得不关闭。这样的血腥事件越来越多,迫使日本警方加强了对非法按摩店的治理整顿。
  我按照约定到了名高的指定地点,将所了解的这些信息告诉他,他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临走了还忠告我:“你现在在歌舞伎町很惹眼,一定要倍加小心,注意安全!”
  他的这种关心是经常的,我也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并没有格外放在心上。
  这段时间刚好是日本的“盂兰盆节”,类似我们国家的清明节,主要是祭奠祖先的节日。在大城市中拼命工作的工薪族,往往会利用这一节日,携妻带子赶回老家,为逝去的先人扫墓,同时看望家乡的老人,全国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放长假,也是旅游和消费的一个高峰期。凭借以往的经验,盂兰盆节过后,服务行业会经历一个不小的低谷,因为大家把钱都花在回乡旅行上了,往往回到都市,囊中羞涩,我们的生意也就会受到较为直接的冲击。为了休整队伍,我决定组织大家一起去东京近邻的自然风景区箱根,那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雄伟的富士山,更以随处可见的天然温泉而著称。日本的大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员工们“社员旅行”,虽然我这里并非大公司,但是这样的福利不仅会增加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回来后可以加倍努力地工作。











第十七章 噩梦来临(3)


  回首到日本十二年的岁月,那种每天和别人抗争的日子,我已经过腻了,我已经太疲倦了。行了!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地对待莉莉,去办一份在日中国人的报纸,再在歌舞伎町开一家湖南饭馆,只求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晚间七点,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了歌舞伎町,昂首挺胸,满面春风。
  不一会儿,莉莉也来了。我把手下都召集到一起:
  “大家今天再好好干一个晚上,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去厢根温泉旅游。没有问题吧?”
  这一整晚,我就像一个孩子那样,为第二天的旅游激动地坐卧不安,使我怀念起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一度的春游时那种向往和神不守舍。晚上十点半,中国酒店梦心的老板娘来找我商量事情。老板娘身穿低胸深红色长裙,人影一出现,声音就随之飘来。不知为什么,上海女人的嘴那么爱说,她们一见面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这使我联想起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其中有一个段子就是侯大师模仿上海女人说话,尽管模仿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只要跟眼前的老板娘联系起来,仍然忍不住地笑。
  “啊!不行!不行!不行!日本什么时候经济才能好起来啊?根本就没有客人。今天到这个钟点了,还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昨天一晚上才来了三个客人,前天是两个人。这样下去怎么成?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李哥!给阿拉多拉客人吧!快熬不下去了。”老板娘即使在诉苦时也掩饰不住一种天生的精明和算计,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添上一丝谄媚。
  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但挣钱的地方照样挣钱。只不过,中国人的酒店越开越多,已经呈现饱和状态,加上有些店的服务水平太低,客人就更不会去了。我忧虑而又无奈地感到:歌舞伎町已经到了开始萧条的时代。
  最后,老板娘还嘱咐我一句:
  “李哥!侬要当心啊!”
  “当心什么?”
  “别人可是都在传侬挣大钱呢!小心被人盯上。”
  “开什么玩笑?我挣大钱?我到现在还欠着很多钱呢!在‘武富士’还有二百万高利贷没还呢!还有别的地方,一大堆债。”
  “侬又跟我开玩笑。”
  其实我说的是真话。虽然钱挣得多,但各种开销也着实不少,每个月的定期和不定期要付的“保护费”、房租,每个月要给妻子的生活费,租借西新宿寓所的高额的礼金、押金、介绍费。这一段时期,我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因为经济拮据的原因,我和莉莉交往了这么长时间,除了她过生日时送过一束鲜花外,几乎没有送过她一件礼物。回想当初,我居然为了一个陪酒的风俗女花去了几百万日元,简直连自己都无法相信。
  老板娘继续说道:
  “开玩笑归开玩笑,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侬,不要让别人觉得侬有钱,只要给人有钱的印象,侬的安全首先就成了问题。我认识的一个酒店老板娘,就因为别人传她在拼命存钱,结果前段时间被人绑架杀了。”
  她说的是刘美玉的案子,这么大的事,我当然知道。其实,当时我周围的人,家里被偷、被抢的人已经太多了。这一段时间,中国人黑帮组织的绑架、抢劫案件发生非常频繁,特别是绑架自己的同胞的例子在逐年增加。
  “不管别人怎么样,李哥都不可大意,一定要小心啊!”老板娘边说边消失在歌舞伎町的人流中。
  我居然被别人看做有钱人!想一想也是,我这种人,其实是那种身上都快着火了,脸上还是一副完全若无其事的样子。
  8月14号深夜一点。
  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后乐面店”门口集合所有同伴,像往常那样和大家结清了当天的营业额,我和莉莉、还有一位家住附近的同伴一起上了车往家驶去。
  在车里我和莉莉因为小事发生了口角。
  “明天去温泉,你是不是把张凯也叫上了?”
  莉莉非常不喜欢我的同事张凯。
  “你干吗要叫他?你明明知道我讨厌这个人。好不容易去趟温泉,我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能就不叫他一个人吗?怎么可能呢?”
  “那有什么关系?不叫就不叫!谁叫你心太软了?反正明天我不想去了。”
  “你有完没有?”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莉莉有点莫名其妙,我组织大家去休闲,里面有很大程度的工作关系,怎么能因为她的好恶而撇下一个同事呢?
  凌晨两点半左右,我把莉莉送到西新宿的事务所,我还要回一趟中野的家,取明天去温泉需要的一些东西。
  久美子像往常一样还没有睡,在看一盘租来的好莱坞大片。儿子也许是玩了一整天累了的缘故,在自己的床上熟睡着。我进门后,久美子用遥控器将录像机控制在暂停状态,起身问我:“回来啦。还走吗,今晚?”











第十七章 噩梦来临(4)


  我感觉到她平静的表面下的潜台词,但我无奈地回答:“嗯,拿点衣服,明天要早起。你看你的吧。”
  我走到床前,好好看了看儿子,真想在他的小脸蛋上咬上一口,但我知道,一旦惊醒了他,我今晚就很难脱身了。我回头问久美子:“他最近好吗?没有生病?”
  久美子笑了:“最近脾气倒是长了不少,老跟别的孩子打架。身体皮实着呢!”
  我收拾好要带走的东西,久美子一直在后面看着我,跟着我,送到了门口,我回身抱了她一下:“早点睡吧。”
  她还是那么平静地说:“开车注意啊!”
  我离开家,感到不能总这么下去了。儿子需要爸爸,久美子也需要一个完整的丈夫,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莉莉,虽然莉莉从来不在这方面给我压力,从来没有哭着闹着要什么名分,而我却感到,如果总这样下去的话,我不仅对不起久美子和孩子,也对不起莉莉。是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深夜的东京,最适合一个人开车,我可以把音响的音量调节到我喜欢的高度,然后不必因为堵车而搞得自己心烦意乱。东京经过一整天的繁忙和凌乱,只有在午夜里才能显示出她的宁静和妖娆。
  我已经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而且还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太喜欢新宿了,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高楼,我在歌舞伎町当中,就像鱼儿入水一般。
  面对空空的街道,我突然恶作剧般地按了一下喇叭,沉寂的夜空中马上响起一声清脆的笛鸣,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但是,也体会到了一份破坏的快感。或许街头那些开着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招摇过市的暴走族,就是为了体会这种破坏的快感才如此疯狂,如此嚣张,如此放肆吧?
  其实真正的色情场所在歌舞伎町只是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吃的、喝的、玩的。如赌博的店。还有很多的电影院。歌舞伎町真正代表的是日本的夜生活文化,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国很多的文化名人。
  我曾经接待过电视连续剧《上海人在东京》剧组的导演夫妇,带他们参观歌舞伎町很多吃的玩的地方。我还遇到过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那次是他一个人在歌舞伎町的电影院里看完电影走出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应该来了解歌舞伎町。遇到周星驰的那天我正在一家牌坊(赌博店),一个手下打电话给我,说是周星驰来到歌舞伎町逛。他们对我说,李哥,我们都有了签名,你要不要也来让他签个名?我一想好呀,就马上拿了张名片请周星驰在背后签名。签了名我还是觉得没尽兴,便问他可不可以和他合个影。没想到他十分大方,全无明星架子,一口答应。我在歌舞伎町遇到过刘德华、张国荣、张柏芝、陈晓东等不少演艺界的名人,也遇见过很多来歌舞伎町的广告界、摄影界的。











第十八章 绑架(1)


  凌晨三点多,我回到了西新宿的寓所。
  停好车,我走进了大楼。我想,莉莉此时大概已经睡了。为了打消刚才在车里的不愉快,我是否有必要弄醒她,然后再云雨一番?算了,明天还要早起,我不想在出发去箱根之前让大家看到我乌黑的眼圈,没有几个小时了,还是抓紧时间,冲个澡赶紧睡觉吧。
  进了电梯,按了五楼。电梯到了五楼,门开了,寓所就在下电梯的紧靠右手第一个门。我从包了取出了钥匙开门。
  咔嚓!
  门开了。眼前是厨房,里面并排各有一间六帖和八帖的房间。离我最近的那间六帖的房间里现出台灯的光亮。
  我换好了拖鞋进去,正在这时,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来:
  “不许动!”
  亮着台灯的那间屋子的门被一下子推开了,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站在了我面前。
  匕首锋利的刀刃立即顶在了我的脖子上,随即衣服领子被对方牢牢地揪住了。我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感觉到对方不止一个人,我担心他们会下毒手,马上用中文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会反抗的,咱们到里面慢慢商量怎么样?”
  男人果然是中国人,他也改用中文回答:
  “不准说话,进去!”
  里面原来共有六个男人,所有的人都穿着衬衣、牛仔裤,脚上是廉价的旅游鞋。莉莉坐在床沿上,她的眼睛、嘴、手还有脚都被胶带缠住了。看着她因为恐惧而颤抖的身体,我真想扑过去将她揽在怀里。
  不能慌张,要冷静!冷静!要注意观察四周,以保全自己和莉莉为最高宗旨。我拼命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我闭上眼睛,再睁开。他们一共有六个人,我只有一个人,而且现在两只胳膊还被两个男人扭着,动弹不得。莉莉的旁边站着四个男人,他们个个目光凶狠,紧盯着我。我想,今天早晨那个噩梦,真的成了现实,而且要命的是,发生在深夜,只有我和莉莉两个人。
  那些男人个个都精瘦精瘦的,皮肤黝黑,从五官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
  其中一个骨瘦如柴、染了金发的男人用一把匕首顶在莉莉的脖间。他和我早晨在梦中遇到的歹徒一模一样!他的两眼血红,拿着匕首的手像犯了毒瘾的吸毒者那样不住抖动,六个人当中,只有他一脸杀气。
  这个男人最危险,要小心!不能违抗他,要想办法,首先解除他的警戒心,然后再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不然的话,这家伙会随时杀人的……
  莉莉应该还没有什么事,不像受伤的样子,但是我一算,如果从她一进屋就被捆绑到现在,她已经在惊恐中度过将近一个小时了,我不禁又为她感到担忧。
  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口道:
  “你们放心,我绝不会抵抗。这里的东西,你们想要什么拿什么,但是,有两样东西请不要碰。”
  我一气说了上面的这些话。
  “一个是请别碰她。另一个,柜子里有一个专业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这个请给我留下,没它我没法工作,它对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其余的东西,你们想要什么拿什么。”
  男人们却一直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只好反过来请求他们:“请便吧!”
  他们几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两边的男人奋力把我推到床上,立即又用胶带把我的眼睛、嘴、手和脚也缠了起来。
  眼前一片黑暗,恐怖感席卷而来。记忆深处似曾相识的场景不知怎的跳入我的眼帘。
  “放火啦!放火啦!”
  那是文革时期的场景,这时候却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蹲在房间的角落里躲着,校园外的大街上不时传来清晰的枪声。
  砰!砰!砰!
  我瘦小的身体不住颤抖,这时,从门口传来父亲的怒骂声。
  “简直是个废物!我和战友们刚一进屋,他就吓得躲到了床底下,但他没有躲过我的眼睛,那个家伙手里还抱着英文书。我拽住他的头发把他拉出来踹到校园里,骂他,让他自我检讨。谁知那家伙居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气得我照着他的脸上就给了一拳。”
  父亲气咻咻地在门口跟人说着,身为造反派的父亲那凶狠的身影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如此清晰、具体地浮现在我的眼帘里。
  还不止这些,父亲那像怪物一样巨大的身体向我走来,眼球快要暴出,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
  “爸爸!别开枪!”
  突然,我穿着牛仔裤的大腿间一下子热了起来。我并没有在做梦,也没有睡着。只不过眼睛被封住时,头皮上突然被冰凉的硬东西顶住时,一种类似梦幻般的感觉突然袭击了我。我被这一吓,脑子突然清醒过来,再一注意,原来是自己小便失禁了。











第十八章 绑架(2)


  额头上依旧被一个冰凉的硬东西顶着。
  是枪?说不定。这种东西现在只要出钱,很容易就能买到。过去比较容易买到的是俄国制式的手枪,又笨又大,传说是苏联解体后流失到民间,又辗转被贩卖到日本的,据说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比它还要小巧、精致的手枪。
  一个男人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没错!一定是那家伙,那个染了金发的可怕男人。
  “我在关西已经干过八十次了,女人不需要,我的目的只有钱。但你要是不老实耍滑头的话,先把女的给干了。”
  男人的南方话口音很重,他说完这话,大声嘎嘎嘎地怪笑起来。
  这口音到底是哪儿的人?我一时还想不起来。
  这时,有一个家伙的手机响了起来,接电话的男人说的话我却完全听不懂。
  是福建人!虽然一句都听不懂,但我马上听出那是福建话。因为福建话经常能在耳边听到,我早已熟悉了那种口音。
  一定是姓朴的那个家伙把我出卖给这些人的!他的周围有很多不学无术的福建人。
  两个月前,朴领着一个鬼头鬼脑的福建人,到歌舞伎町一番街来找我,我正在工作,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小李!有点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他在我耳旁耳语道:
  “他想刷信用卡。”
  “信用卡?”
  “小声点!小声点!他想用假信用卡。我想你肯定知道哪家店可以用假卡。拜托了!这里面有我的好处。”
  朴用手指做了个圈。原来,朴常给他周围的那帮不良福建人提供各种情报,他们给朴一些回扣。他绝不亲自去做犯法的事,但却与各种人、各种组织有联系,借这些关系把各种可以犯罪的情报提供给别人去犯罪,而自己再从中得利。说是黑社会成员,其实,朴不过就是一个会使点小脑筋的小流氓,专为别人犯罪穿针引线。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种店,没办法帮你。”其实,我知道许多家信用卡管理不严的酒店,但没有告诉朴。
  “是吗?你可从来都对我不够意思啊!”朴有些失望,悻悻地说。
  从我这儿三番五次要去了多少保护费了,还居然有脸说这话?真不知羞耻,但毫无办法,我还得假装向他低头:
  “对不起!帮不了你什么忙,请多多包涵。”
  朴的周围,行为不端的福建人为数可不少。那个家伙看见朴从我这里套不出他所需要的情报,便拽了一下朴,两个人迅速消失在小巷里。
  大约一个星期前的一天早上,朴突然打电话给我。
  “今天上午我需要两万日元急用,借给我怎么样?我现在就去你那儿取。”
  简直是个厚脸皮。
  我回答他:
  “傍晚我去歌舞伎町给你不行吗?”
  “不行!我上午就要用。”
  没有办法,我嫌麻烦,就把寓所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自己来取。
  “下不为例!你到了公寓楼下,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下来。”
  朴挂了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楼下,我从钱包里取出两万日元交给他。
  “太谢谢了!我遇到了点麻烦。嗬!你居然在这么好的地方租了房子。房费很贵吧?”
  他闲扯了这么几句走了。
  知道我寓所地址的人,除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伴、莉莉之外,就只有朴一个人了。所以,也许就是朴把我的情报出卖给了眼前这帮福建人。
  当然,除了朴之外,还有一个可疑的人,那就是金东。
  这些年来,我和金东之间的争斗一直没有断过。而他的背后有东北的黑社会。而东北的那些遗孤团伙与不良福建人一起作案的例子可并不少见。
  由于这种依靠打家劫舍的犯罪团伙形成了势力,他们便继续开拓新的“目标”,因此也就制定了“规矩”:凡是向他们提供可靠情报的,诸如谁的家在什么地方,有多少现金和贵重物品,家里几口人,活动规律等等,他们获得情报后便去行抢,一旦得手,会给提供情报的人一定的报酬;但是,如果有的人挟嫌报复,向他们提供假情报真住址,让他们去打劫,但是被打劫的人家一穷二白,捞不到什么油水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罪犯们首先会将提供情报人的姓名告诉被抢劫的人,然后再对被打劫者捅上一刀,据说这样就将抢劫变成了报仇,然后他们回去后会向提供情报的人索取“工资”,大概几十万到一百万日元不等。类似的传说,我在歌舞伎町几乎天天听到,没想到今天居然会落到我的头上。
  不管怎么说,凭直感,这件事朴和金东都脱不了干系!
  男人依旧在与电话那边的人用福建话说着什么。











第十八章 绑架(3)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似乎在为什么事争论着。
  突然,一个普通话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小姐,真的就只有这么点?”
  从床的颤动上可以知道莉莉在拼命点头。
  “没办法!下面该轮到这位大哥了。钱包是不是在裤兜里?”
  我点点头,把头朝裤兜的方向转动着,向他们示意钱包就在那里。
  一个人取了我手上的胶带,说:
  “把密码写在这张纸上!”
  一个本子和一枝笔塞了过来,我在上面把两张银行卡的密码都写了上去。
  “大哥!你写的不会是假的吧?”
  男人说着把上面的那张纸撕下来递给一个人,我的手又被重新捆绑上。
  他们的作案方法大致相同:几个人分工明确,搜出银行卡后,问清密码,然后由一个同伙拿着卡到二十四小时可以取钱的自动提款机上去取钱,万一密码不对,他会马上打电话回来,这边的看守再对被害人刑讯逼供,直到得到真实的密码、取出现金后才告一段落。
  我和莉莉都把正确的密码告诉了他们了,而他们发现莉莉的账户里只有五十多万时,就打回电话与同伙沟通情况,也就是刚才的那个电话。
  现在,他们又派人去取我的钱。很快,负责去银行取钱的家伙把取到的金额打电话告诉等在房间里的这些人,接电话的那个家伙上来就给了我一脚。
  “你给我老实一点。把真话说出来!怎么可能就这么一点钱?你到底把钱藏到哪里了?”
  因为我的银行信用卡里只有五万日元。莉莉的信用卡里尽管有五十多万日元,但这个数目怎么能满足这帮家伙的胃口?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两人至少也应该有个几百万、上千万,他们这一趟“出工”才值得。我想他们是这样想的,而实际上我本来就欠着债,现金几乎就没有剩余,今天的收入在工作结束时已经分发给大家了。
  空调的冷风吹来,我的股间飘来一股尿骚味,裤子一凉,我感到一阵寒冷。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实在是外表上风光,而实则负债累累。
  这帮男人开始拿莉莉开刀了,也许他们觉得女孩子比较脆弱,从她身上更容易打开缺口:
  “喂!小姐!把钱藏到哪去了?快老实交代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存了很多钱。说!到底藏到哪儿了?”
  我的心脏一阵紧缩,绝对不能让他们对莉莉下手,只要放过莉莉,就是把我的命要了也心甘情愿。千万不要碰莉莉。
  我在心里祈求着,同时也想如何才能将这群恶人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时,由于脸上出汗,嘴上缠着的胶带露出了一道缝,我便大声叫道:
  “啊啊啊——拜托!求求你们!快帮我拿药来。我心脏病发作了。药在厨房的冰箱上面。有一个纸袋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受不了了。快!拜托……”
  其实那个袋子里装的只是普通的消化药而已。因为这些罪犯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钱,他们也不愿意闹出人命,因此我便伪装成心脏病发作,这样,他们为了避免多事,肯定会暂时放弃盘问莉莉,转而确保我这个“病秧子”别在他们手里丧命。
  “真的吗?”一个家伙半信半疑地问。
  我不回答,只是拼命喘着,好像心脏承受着很大压力,随时都要不行了的样子,不断地有气无力地求他们:
  “快!药!快帮我拿来。”
  一个家伙无奈地按照我说的快速地去厨房拿药,因为有好几种,这个家伙反而慌张起来:
  “哪一个是?快说啊!”
  “量是固定的,我得自己看了才知道。”那几个家伙可能互相沟通了一下,于是我眼睛和嘴上的胶带被取下来了,但手和脚却没有被放开。
  一个年龄小点的家伙在我的指点下拿药给我喝了,我喝完药后又继续喘了一阵子。
  我趁机侧脸看了看挂钟,已经是凌晨四点了。冷静地观察这伙人,他们都带着白手套,没有一张脸是我见过的。
  地上是我进门时拿着的那个包,已经被他们翻得乱七八糟,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手机、香烟、打火机、便携梳、记事本、硬币,还有几十张名片和温泉的旅游指南。
  金发男人蹲在那里翻了一通,见里面没有现金和什么值钱的东西,扫兴地刚要站起来,却突然注意到地上那一堆名片,他从中捡出了几张,仔细看了一遍:
  “这些人和你什么关系?”
  原来,他看到的是几张警察的名片。
  “我每天站在歌舞伎町,自然会认识许多人……”
  我一边喘着一边回答。
  那伙人开始用福建话商量着什么,表情有点焦躁。我估计,是他们发现的警察的名片而感到不安的。如果他们觉得我和警察的关系会给他们带来麻烦那我就幸运了。但是,还有一种相反的可能,那就是他们或许认为:有这么多认识的警察,不能留下我这个活口。











第十八章 绑架(4)


  到底是福是祸?我只有碰碰运气了。我大胆地打断他们的讨论:
  “能给我一枝烟吗?”
  对方愣了一下,随即把一枝烟塞在我嘴上,用打火机帮我点着。真香!为什么高度紧张之后抽枝烟会有如此的感觉?那感觉让我更加清醒了一些。尼古丁在我的身体里快速循环,细胞似乎被一个个熏染,脑子瞬间灵活起来。
  “小子!我知道你有钱。到底放到哪儿了?”金发男人全身痉挛着大声叫道。
  他那神情非常吓人,喘息的声音像在发病。我觉得,他可能要狗急跳墙了,形势变得非常危急。
  “给我说!”金发一把撕开了莉莉嘴上封住的胶带,“快说!给我张嘴!”
  莉莉胆战心惊地张开了嘴。
  “好!好样的。把舌头伸出来!”
  “不准动她!”我狂叫着,身子在床上拼命挣扎。
  “你给我闭嘴!”
  几个男人一起压住了我。
  “好!你们几个给我把这小子抓住点,别让他跳起来。喂!小姐!再把嘴张大一点。”
  “不!别!求求你!”我狂叫起来。
  “看来你不听我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可要自己打开你的嘴了。”
  莉莉的嘴被打开了,金发男人调整了一下手里的匕首,把匕首在她的嘴里伸进去又取出来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哈哈哈哈……怎么样?舔这匕首很有感觉吧?”
  我想奋力和他拼了,但是手脚和身体都被那几个男人给压住根本不得动弹。
  这时,被眼前的危险胁迫得手足无措的我,突然想到:他们会不会知道我在中野的家?如果妻子,还有我那比自己的生命都要重要的宝贝儿子也被他们……我不敢想下去。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们继续威胁下去,否则的话,别说莉莉,连妻子和儿子都要遇到危险。
  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他们碰妻儿,还有身边的莉莉!
  “老兄!再给你一分钟时间,赶快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不然就要对你老婆不客气了。到时候,放进她嘴里的就不是这把刀了。哈哈哈哈……”
  他把莉莉叫我的老婆?这么说,他们并不知道我真正的家和儿子的存在?我又注意了一下挂钟,上面的指针已经是五点十分了。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虽然每月挣得不少,但开销很大,现在还欠着债呢!”
  对我的解释金发男人掩抑不住失望,但还是继续吼道:
  “闭嘴!少说废话!”
  我不理他,继续说道:
  “让我再说一件事。其实,我们公司今天要集体去温泉旅游。”
  “跟我说这个屁话干什么?”
  “我们约好了早上六点集合的。集合地点就在我家楼下。”
  “你别胡扯了!”虽然他嘴上这么说,显然,我的这句话是在逼迫他。
  “桌上的照片看见了吧?那是上次大家一起去千叶海边游泳时拍的,当时是八个人。这一次,说好了有老婆和女朋友的都要带着一起去,所以人数更多。你看,地上箱根温泉的导游书看到了吧?如果我不赶快下去,他们一定会上来到家里来的。”
  他们马上开始交头接耳起来。在经过一番商量之后,他们分析我的确没有多少现金,而且,再耽误下去的话,他们很可能无法脱身。他们开始将室内的略微值钱一点的东西进行打包,从他们慌张的神态和动作中,我看到了希望。
  我说的话其实并不是真的,去温泉不假,但集合时间和地点都是现编的。
  不过最后,还是我赌赢了。
  几分钟后,他们再次把我和莉莉用胶带缠上,像一阵风一样跑了。
  他们逃走后,我极力挣脱。汗流下来,手臂一湿,很快就挣开了胶带。我用剪刀把我们俩人身上缠着的胶带都剪断,然后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我又赶忙打电话回中野的家,电话铃响了很久,然后是久美子没睡醒的声音:“喂——”
  “你们没事吧?”我焦急地问他们。
  “什么事?”久美子问道。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没事。我做了一个噩梦。担心你和儿子。”
  “哦。”久美子沉吟了一下,说,“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电话挂断了。我与莉莉对视了一会儿。几分钟后,十几名警察开着警车赶到了。
  我们把经过详细说明了一遍,并恳求着:
  “拜托你们!请一定抓住他们。”
  中午十二点多,现场检查工作完毕,一名刑警说:
  “有什么问题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请你们多加防范。”
  我大致查看了一下,当时被抢劫的金额和物品大致是:











第十八章 绑架(5)


  ◇银行信用卡中存着的现金共计614832日元被取走(其中,我有50200日元,莉莉有564632日元)
  ◇钱包里的现金约有17万日元(包括准备去温泉旅游的费用15万日元)
  ◇莉莉钱包里的现金约2万日元
  ◇储钱箱里的现金(有日元、人民币、美元、港币、澳元、法郎、英镑等各国的纸币和硬币),金额不明,大约合五六万日元左右
  莉莉的路易·威登名牌包(其实那是个假货,顶多值2万日元)
  ◇CD、VCD、DVD机
  ◇JCB、武富士信用卡
  警察走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箱根的旅游当然泡汤了。这时,莉莉开始抽泣起来,肯定把她吓坏了,一下子放松下来,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对她感到有些内疚,刚认识不久就出了车祸,可以说她替我受伤,而今天又在我这里经受了这样一番恐怖的体验。我走过去轻轻搂住莉莉的肩膀,她却把我的手给甩开了:
  “放开!”
  “怎么了?”我感到很惶惑。
  “臭死了!”
  我已经完全忘了尿裤子的事了:
  “啊!对不起!我马上去冲个澡。”
  莉莉笑了:
  “开玩笑呢!但是,今天可真亏了你,这一晚上的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如果不是你急中生智,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活着在这里说话呢!”
  “那你是不是可以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们之间又恢复了调情的心情。
  “如果你把这条臭烘烘的牛仔裤脱了的话,可以考虑。”
  至今这一案件也没有侦破,至于是否是朴抑或是金东出卖的我,也无从知晓。像我这种既没有损失多少金钱,又没有被伤害身体的个案,实在可称为不幸中的万幸,其他一些被打劫的中国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很多工厂解雇了原来雇用的廉价外国劳动力,再加上国际社会情势的不稳定,日本的治安形势越发不稳定,多次发生重大恶性刑事案件,而且中国人犯罪集团的触角已经开始伸向日本社会,给在日中国人的整体声誉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那天晚上,我和莉莉强忍着精神和肉体的疲惫,再度站到了歌舞伎町。
  本来应该休息一天的,甚至我也有心休息一段时间,不想踏进歌舞伎町。然而,这种时候休息了,就如同自己被打败,认输了一般,不能这样。在歌舞伎町站了十几年,至少在中央大街和第一番大街上,我比那帮日本皮条客的资格都要老,能在这条街上挺下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身上这件定做的西装笔挺挺的,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下巴上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反常的迹象。我昂首挺胸地站立在大街上,一脸自信的表情。
  旁边的莉莉春风满面地向熟人打着招呼,我们不时地交换着视线,自然地将身体靠在一起。
  夜晚的霓虹灯将歌舞伎町照射出梦幻般的色彩,在这种梦幻当中,两个中国人在新宿大剧院前往来的人流中合二为一,温热的嘴唇紧紧吸在一起。
  时间在身后停止了……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1)


  被绑架的噩梦过后,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在歌舞伎町的关系网还不够发达,那么,我一定还会遇上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场面的。所以,我一定要尽量保住自己的地盘,同时,强有力地打击自己的“敌人”,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我的力量。否则,他们真要骑到我的头上来了!
  当时,最难缠的“敌人”还是金东。他利用极东会的势力瓜分我的地盘,而且,还时不时使坏,想让我的生意垮台。
  2000年秋天,大致是10月下旬的时候,歌舞伎町来了一个看上去像是中国男人。他大约四十来岁,戴着眼镜,看上去倒还算斯文,不过目光中却流露着狡诈、尖刻和精于盘算。他应该是脱离了伙伴,独自找到歌舞伎町的。打他的身影一出现,我手下的伙计阿乐就看出了他是中国人,而马路对面的金东手下的一个家伙也发现了他,急忙跑过来。
  他们一个问:“先生。要不要看脱衣舞?”
  另一个问:“先生,要不要去玩一玩?”
  那男人站住了,装做很内行的样子说:“脱衣舞有什么意思。”
  阿乐立即说:“那想不想找小姐?”
  金东的手下也说:“我们这边的小姐很漂亮,服务又好。”
  那男子继续走了两步,回头问:“有日本姑娘么?”
  在歌舞伎町里,肯接外国客人并提供性服务的日本色情店相当有限。原因不外乎店里害怕小姐和客人语言不通而闹出误会,还有就是为了健康安全起见。和我达成协议的一家日本酒店,有十几位日本女人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但都是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相貌也平平。我曾带过两次中国客人入店,但他们都表示大失所望,连坐一会儿都不肯。因为他们说在国内,花同样的钱,几乎可以找来“跟电影演员似的美女”。他们可能或许对日本的“学生妹”、“AV女优”情有独钟,但问题是他们的要求太难满足了。
  阿乐或许是太希望拉到这个生意,就一口应承下来:“没问题。我们这儿的日本妞保证你满意。”
  阿乐撒了谎。他带客人去的是一家中国酒店,里面的小姐主要是上海人、朝鲜族人和日本遗孤的后代。这当中的上海小姐好几个能讲流利的英语,而朝鲜族小姐和遗孤后代的日语极好,在形象上和日本人也比较接近。阿乐的想法就是找一个遗孤后代来冒充日本人,理论上说,战争期间的遗孤从血统上讲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在中国长大,生活习惯和语言等方面早已中国化了;这些或真或假的遗孤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日本人,所以他们的身份很尴尬,可以说处于一种夹缝的位置。遗孤的后代控告日本政府以及残留孤儿的后代涉足犯罪组织等新闻时有报道,也折射出他们的坎坷命运。
  不巧的是,阿乐去的那个店里,当天只有四五个小姐在场。那位客人左挑右拣,选中了一个上海小姐。阿乐就请老板娘转告那个小姐,一概说英文,假装是日本人。小姐本来不愿接中国客人,但看在钱的份上,还是同意了。
  据阿乐后来的讲述,那个客人开始的确没有看出那位小姐是他的同胞。不过,到了情人旅馆后,这位客人的表现让小姐难以忍受。用阿乐的话讲,他可能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小姐态度粗暴,嘴里脏话连篇,动作也有点野蛮。那小姐开始还竭力忍耐,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终于大发雷霆,用中文回骂,自然暴露了身份。
  那男子发现受了骗,回到街上就去找阿乐,却撞见了金东手下的那家伙。他以为他们都是一伙的,就发起了脾气。金东的手下听明白了怎么回事,反倒高兴起来,因为凡是对我不利的事情,都是他们乐于看到的。他带那男子找了金东,然后就一起去找阿乐。
  阿乐在一番街里的哈根达斯专卖店旁边转悠,被他们发现了。那家伙上来就揪住阿乐的衣服不放,而金东等人在一边帮腔,大有兴师问罪的架势。阿乐在惊慌之下,打通了我的电话。
  我当时正在上高地喝咖啡,接到了阿乐的电话,立即赶到了现场。
  看到那位脸孔气得扭曲的男人,我做出和蔼的笑容:“这位老兄,你先别急,有话慢慢说。我是他的大哥。”
  金东在一旁冷笑着说:“骗人的被当场抓住,还有什么话好说?”
  “和你有什么关系?没你的事,你给我站远点。”我冷冷地看他一眼,厉声说道。
  他撇着嘴说:“我就要管!打抱不平不行么?”
  我没理他,把阿乐往后拉了一步:“怎么回事?你实话实说。”
  阿乐就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皱起眉头,批评他:“这是你的不对,你怎么能骗人呢?找日本小姐,我这边还是有关系的,告诉我就行了。”然后转头对那男子说:“老兄你先不要生气,这件事是我部下的错,责任我来承担。”我掏出钱包:“您一共花了多少钱?”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2)


  那男子的神情平静下来,他想了想:“不到五万吧。”
  我从钱包里抽出六张一万日元的钞票递给他:“这是六万,赔偿你的损失,表达一下歉意。”
  那男子接过钱,说:“兄弟你很会做人,这次我就算了。”
  “如果你要找日本小姐,我带你去一家高级点的浴室,但规矩比较严格,价钱也高些。”
  “好啊。钱不是问题。”
  金东急了起来,拉着那男人:“你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他陪你精神损失。”
  “你闭嘴!”我发起狠来。
  金东不吭声了。我带着阿乐和那男子走开了。
  可这次金东没捣乱成功,于是他又让手下使坏,结果没过两天,就把我另外一个伙计小田给打了。
  当时小田在中央大街上招呼到一位香港客人,那客人说想找个小姐,小田便把他带去区役所大街的一家中国酒店。把客人送进去后,小田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前准备买包香烟。
  这时,金东的部下有三个人正好路过。区役所大街是金东 “地盘”。
  “喂!你怎么跑到我们的地盘来了?你这小子。”
  他们显然是想故意找茬。小田是站在他们的“地盘”上,可那是带客人进店后想买包香烟而已,并不是在拉客。
  年轻气盛的小田当然开始反驳他们:“我带客人去找个店,有什么不可以?你们不是也带客人到我们的地盘上去吗?”
  “操你妈的!还敢嘴硬!”
  突然,金东手下的一个人上去就照小田脸上打了一拳。三个人揪住蹲在地上的小田的衣领,把他拽到大街上一阵暴打,直到有人喊“警察来了”才肯罢手。满脸是血的小田给托尼打了电话,然后去了附近的医院看急诊,额头上被缝了五针。
  我知道小田被打之后,立即打电话把金东叫了出来。
  金东开始还想护着手下,我见他的样子就生气,板着脸口气严厉地说:“你还想不想在这里混下去了?别以为极东会会给你撑到底的!”
  他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么严厉,所以勉强承认了错误,并掏出了十万日元作为治疗费。
  “如果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真的不客气了,我可以保证让你后悔都来不及。”我加重了语气。
  他抖着身子,低沉地说:“不会了。”
  可是,没过几天,他手下又跟我这边的人干上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想,也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了。
  我们马上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这还多亏了莉莉,是她给我提供了灵感。由于莉莉以前跟金东交往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金东看得特别清楚,她告诉我说,金东一伙多半都是黑户口或者是偷渡的,因为金东从来不像我那样认真规定手下人在日居留的正式身份。我也记得当年金东来应聘我的工作时,我曾看过他的护照,签证虽然是真的,不过那是用钱买来的假就职签证。
  而据我所知,警察和入国管理局是经常要查验街头的外国人的。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在街头查获和收容了不少黑户口,包括中国人、伊朗人和韩国人等。有些时候,便衣警察们觉得某个人可疑,会走上去突然一拍肩膀:“你好,请问几点了?”如果真的是签证过期或者是偷渡过来的人,往往会非常紧张,再用蹩脚的日语回答,警察就会继续问:“哦?您似乎不是日本人吧?能给我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我是警察。”遇到这种情况,黑户口十有八九会束手就擒,因为在街头反抗警察是无济于事的,或许还会被判刑,如果乖乖地跟着警察走,无非就是被遣送回国,因此很多黑户口在街上行走时都十分紧张,提心吊胆的。而金东一伙多半平时都躲着警察,现在我只要将他们都引出来,再动用警察抓他们一两个,就一定可以伤了他们的元气。
  于是,我派人跟金东通气,说我要跟他们在后乐面店谈判,时间定在午夜十二点。
  到时间了,我带着托尼、阿乐、小田一行七八个人过去了。本来我不想让莉莉去的,可是她坚持要去,还说:“虽然我是个女人,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能派上用场,再说,我自然有对付那家伙的办法。”望着她坚定的眼神,我勉强同意她在远处观望。
  到了后乐面店,金东一伙十来个人晃晃悠悠地来了。我给莉莉示意了一下,莉莉就用手机给警察打了电话,报告说这里有人打群架。其实架还没有打起来呢,但是,如果真动起手来,难免大打出手、头破血流的,而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警察抓住他们,所以先报警对于我们来说更为有利。
  可是,没想到莉莉打完电话,居然快步从远处走到我身边,我担心她会受伤,慌忙用身体挡住她,对金东喝道:“你这家伙最近越来越不守规矩了!打了我好几个伙计了。”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3)


  金东仗着人多,一点也不客气,仰着头说:“我听说是你手下不守规矩,我们当然得出手教训了。”
  正说着,警笛声越来越近,莉莉正抽着烟,突然从我身后跃到金东面前,拿着点燃的烟头戳向金东的脖子,嘴里还嚷着:“叫你狠!叫你欺负人!”
  金东捂着脖子想蹲下,我趁势一拳打在他脸上。莉莉在边上大声叫嚷起来:“打人啦!救命啊!”
  警车已经到了。我的几个伙计,特别是阿乐和小田,以前给金东一伙欺负多了,趁机大打出手。金东那边见警察来了,几个心虚的黑户口想溜,可是都被我们团团围在里边,结果等警察把我们都拘留起来以后,发现他们那边十来个里边倒有五六个是黑户口的,马上给遣送回国了。不过金东自己却没事。
  但是,这次已经算是我获得的巨大胜利了。不过,唯一觉得对不住的是莉莉也被拘留了几个小时。我赶紧拜托名高帮忙,尽早让她脱离了牢狱之苦。
  等我也被放出来的时候,莉莉来接我,我抱着她说:“干吗那么冲动?要是你被金东他们伤害了,我会遗憾一辈子的!”
  莉莉却满不在乎地说:“我现在不是没事吗?那些坏家伙就是要用狠办法去治!要不然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再说,我们被绑架那事,我觉得他们脱不了干系!”
  “呵呵。也亏了你,这次让他们一下损失了五六个人。”我深情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幸福地笑了。
  不过,我跟金东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结束。
  金东手下还有一个人,名叫阿勇,自称是来自澳门黑社会的,平日里很是嚣张。但在我的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小流氓而已。
  2000年冬天,一家与我有回扣协约的中国按摩店老板娘找到我,说最近有一个自称是澳门黑社会的人常来威胁她。
  他的做法和日本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他让两个样子凶恶的男人到店里去,硬要让老板娘同意他们帮她擦店里的地板,帮她打扫房间。老板娘因为害怕,没办法就同意了。第二天,两个“工人”来到店里,仅仅打扫了几分钟,居然向她索求三十万日元的“清扫”费用。
  老板娘拒绝了。谁会付这种钱?但是,自称是澳门黑社会的那个男人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威胁她,金东也登场了,一起恐吓老板娘。
  我从老板娘口中得知了这件事,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彻底粉碎金东他们的一个绝好时机。于是,我马上找了律师,向法院控诉他们勒索。
  可惜,这件事并没有被法院认真对待。结果,一项莫名其妙的“和解方案”使这件事不了了之。日本政府对外国人之间的纠纷就是如此冷淡。不过,那个澳门人后来因为别的案件被警察逮捕。又一个歌舞伎町的渣滓消失了。而金东照样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招摇过市,我甚至被我的这个“敌手”坚强的生命力而感动了。
  此后不久,大致也就过了一个多星期,金东突然打电话找我。
  我想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家伙。由于我整了他几次,这回说不定他是想大大地报复我一回。所以,我小心谨慎地听他的电话。
  “李哥,你好啊,李哥!”他突然叫这么甜,更加重了我心中的怀疑,“王大哥和他的朋友们想见见李哥,明天下午五点钟,想请你聊聊,怎么样?能不能到风林会馆来一下?”
  王大哥是谁?他是日本在东北的遗孤,回日本后混进了中国人的黑社会。以前金东靠着东北虎,后来他觉得东北虎不帮他了,就又找了这个王大哥做他的后盾。
  “找我干什么?”我警惕地问。
  金东突然换做了一种略带威胁的口气:“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如果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话,就不要费那么多话。”
  我决定不理会这些家伙,说了句“我没空”,就关掉了手机。
  次日,我像平时那样,七点多来到歌舞伎町。傍晚五点多开始,金东往我的手机上打了无数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听。
  当我站到“后乐面店”前不久,忽然,两只胳膊被人从后面拧住了 。
  我的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五个男人,全是陌生面孔。
  “王先生让我们来请你去风林会馆!”
  福建人。我一下子就从那人的口音中判断出来,那人的声调和袭击我的那帮强盗完全是一种口音。恐怖使我全身发硬,被绑事件发生之后,只要一看见像来自福建的人,我就会本能地紧张起来。他们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前一阵子我刚刚听托尼说只要有人出五十万日元,就有福清的偷渡客会为出钱者砍掉仇家的一只手或一条腿。
  我的两只手臂被他们拧在后面,连拖带拉地被带向风林会馆方向。我不敢大声呼救,因为那可能换来的是当街一刀。他们的动作非常老练,看来是干惯了这一行的老手,而且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也很熟悉,我那些在周围导游的伙计谁也没有注意到。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4)


  我的心悬在半空中,危险!危险!危险!一定要找到出路。我下定决心,拼命将胳膊挣脱出来,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手机,两手摊开。
  “放心!不就是王大哥想见我么?我去!我不会逃跑的,但你们让我打个电话,我约了人的。”
  路上行人很多,他们也可能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有麻烦,所以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随你的便。不是我们要找你的麻烦,我们不过是被嘱咐要你去风林会馆一趟而已。”
  我用颤抖的手指找到了电话里存着的名高的电话号码,然后拨通。
  铃声刚响,名高就接了电话。
  我压住声音快速说:
  “风林会馆,快到风林会馆来!”
  “快点!别耍花样!”一个汉子叫着,他们显然怕我找来救兵。
  我说完这句话,很快被他们拥到了风林会馆的前面。
  我被那五个福建人前后左右簇拥着进了门,一直走到最里面的一张大桌子前。金东、那个王大哥,还有他们的七八个同伴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其中一个人从王大哥手中接过一个信封,马上就带着他的人走向门外。
  “你终于来了?李君!你可真他妈难等啊!”
  王大哥先开了口。这家伙看样子五十多岁,有点臃肿,身上穿的衣服却是上等的,和以前金东傍的东北虎相比,显得要“大气”多了。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哥!你快坐下啊!”金东得意地冲我说道,又冲王大哥说道,“王大哥你不知道,他很忙,抽不出时间啊。”
  我无言地瞪着金东。这个男人真他妈没用,除了投靠所谓的“大哥”来狐假虎威,还有什么本事呢?如果想和我较量,大家自然可以在招徕生意上过招。不过,这个孬种男人居然会在歌舞伎町得势,说明这世道也太差劲了。
  我尽量拖延时间,却故意说:“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坐在这里消磨时间。有什么话就快点说,我还要去干活呢!”
  金东和王大哥对视了一下,用一种霸道的语气说道:“姓李的!你站在那里不觉得太装B吗?我们可并不想在咖啡馆里闹事。你还是安安静静先坐下再说吧!”
  这时,坐在王大哥身旁的一个年轻人像是他的手下,用手做了个打枪的姿势,对着我的心脏位置发出:“叭!”的一声一副暴徒的模样。
  我偷偷瞟了一眼窗外,“援兵”还没到?
  突然,门口出现了名高的身影,另外一个门也进来了几名像便衣模样的男人。
  “赶快坐下!”
  王大哥的手下命令道。
  别的人也蠢蠢欲动。
  我看了一眼门口,名高在招手。
  王大哥的两名手下站起来向我走来。我抓起面前的玻璃杯朝他们打去。
  啪!
  杯子和一个男人擦身而过,撞到墙上碎了。杯子里的水四溅,这帮家伙发出一片叫骂声。趁这空当,我拔腿向门口跑去。
  自动门开了。
  瞬间,我被几个穿西装的男人围住了。一个男人朝我亮出了警察的证件。
  原来,我是被便衣“逮捕”了。我被名高和另一名便衣扭着胳膊,强行带往歌舞伎町的派出所方向。我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倒被警察逮捕了呢?
  名高一言不发,黑着个脸。我突然一阵害怕。难道是金东他们恶人先告状,编了谎言先向警察告发了我?比方说贩毒、或者暴打了他的同伙什么的……这家伙做得出来的。我原本是打算叫来援兵的,却不想自己反被这“援兵”逮捕。那帮家伙现在正干什么呢?或许正跟别的便衣一起边喝咖啡,边罗织着关于我的谎言。
  几分钟后,我被推进了歌舞伎町里的派出所里。
  我满脸困惑地瞅着名高,他在用手机打电话说着什么。打完电话,他向我走了过来。
  “李君!没事吧?我们的戏演得是不是挺像?没吓着你吧?”
  演戏?我呆呆地注视着名高的脸。
  “哈哈哈——你真以为是真的?”
  名高和那位抓我的年轻便衣哈哈大笑起来,派出所里的警察也都笑起来。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知他们笑什么。
  “李君!对不起!吓着你了!不过,不那样的话……”
  原来,名高接到我的电话,从我的话音里感到事情不对,于是叫了几名警员火速赶往风林会馆。他临时生出金蝉脱壳计,决定由他们假装逮捕我,把我带到派出所来,所以才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原来如此。我那悬在嗓子眼里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原本是打算直接进去救你的,但一想,那样的话恐怕倒会给你的日后带来麻烦,所以才用了这个方法。”名高给我说明了他“欲纵故擒”的理由,“不是吗?如果他们知道你和警察有特殊关系,他们就会认定你是警察的探子,即便今天躲过去,以后危险更大,他们哪能放过你呢?所以,我只有假装逮捕你,把你从那儿救出来。”











第十九章 樱花下的血战(5)


  看不出来名高还有这种心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粗人呢。
  “那帮人现在怎么样?”
  看见我被抓,金东他们一定吃惊不小。
  “他们那帮人都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了。姓王的吓得钻进了厕所不敢出来。”
  名高笑着告诉我他们的丑态。接着,他又突然一脸严肃。
  “为了保险起见,三四天内你最好不要在歌舞伎町露面,就当被我们送到拘留所了。现在我就开车把你送回家。”
  名高的作战方案很奏效。托尼告诉我,此后一连几天,金东那帮人也没敢在歌舞伎町露面。
  不过,在这个花花世界,消息的传播如同光速。很快,歌舞伎町都在私下里传言我被警察抓了。几天之后,当我再次站在歌舞伎町街头的时候,我那位偶尔露脸的“保护人”铃木也专门来找我。
  “喂!李君!你到底干了什么了?”
  酒店的老板娘们也都在为我担心。
  “小李!你真的没事吗?我们还以为你要被遣送回国了呢!”
  凭什么我要被遣送回国?一些人捕风捉影,谣言越传越邪乎。居然有人来这样问我:
  “听说你参与了上次的那桩按摩店杀人事件,没事吧?”
  风林会馆的那个晚上之后,金东居然没有再借助中国黑社会来找我的茬。看来那小子的胆子也大不到哪里去,他明白如果被警察盯上之后,自己就会什么也做不成。不过这次事件之后,他重新出现时耳朵上总是戴着一副耳机。我奇怪他怎么又成了音乐爱好者,但一家酒店老板娘告诉我:“他到我们店里来喝酒时也带着耳机,问他为什么戴耳机,他说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像便衣刑警?一个中国人,装什么日本警察?真是可笑。”也许,他是被那晚上的警察惊着了,终于觉得日本警察比黑社会还要酷吧?谁知道他那个歪着的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住吉组的疤脸朴在我被绑架以后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在风林会馆风波之后又出现了,照旧大摇大摆地在歌舞伎町晃荡。碰到我时,依旧没事人一般地向我勒索上一两万日元。
  “李君!听说你这段时间遇到了不少麻烦?要多加小心啊!有什么事跟我说一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别客气!我随时会帮你的。”
  如果我被绑架的事真是这小子下的毒手,我可轻易饶不了他。我虽然不会像黑社会那样剁去他的一两根手指,至少也要想办法告倒他,让他不能再在歌舞伎町耍威风,否则实在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不过,恶人迟早有得到报应的时候。一年后,朴终于被警察逮捕了。具体原因不明,但据认识的黑社会成员告诉我,他的被抓不是因为毒品,就是因为参与偷盗。又一个对我有威胁的歌舞伎町渣滓消失了。
  说起消失,还有一个人,极东会的岩本也与朴同样,时不时地找个借口跑到我这儿来骗钱。这两个人虽然所属黑社会组织不同,又都是歌舞伎町专门管理外国人的小头目。他们两个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职权”,敲诈勒索在歌舞伎町打工的外国人。
  后来岩本也卷入了2001年2月发生在群马县的一起杀人碎尸案件,他作为嫌疑极大的凶手之一被警方追捕,因此从歌舞伎町消失了。4月,岩本在关西被逮捕,而在那一个星期前,他所属的极东会某位干部打电话给我。
  “李!最近见到过岩本吗?”
  “没有!是啊!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他现在被警察通缉,正在逃跑中。那小子缺钱,说不定会找你。如果他问你借钱的话,不要给他。他干了破坏门规的事情,已经和我们无关了!”
  朴和岩本的消失对我来说可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有好事就要有坏事。还是金东。当金东明白想在歌舞伎町大模大样地挣钱,绝不能轻视了日本黑社会的存在时,他开始积极地寻找日本黑社会当靠山。他从那时开始,每个月给极东会组织里不同的小组交纳“保护费”,于是得到了极东会各个小组的支持。收了金东钱的极东会成员便来找我,说已经允许金东和他的手下也到我的“地盘”来一起做生意。我当然不干,向我的“保护人”提出抗议。可是,我和金东的保护人都是同一个极东会组织的。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我们而争斗呢?结果,经过极东会内部的讨论决定,我的“地盘”被硬行“割让”给了金东。日本黑社会虽然鼓吹什么信义,其实也不过是见钱眼开的流氓。我对此很生气,但也只能忍让。我知道金东很亢奋地认为他和黑社会的关系比我深,但这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我只要多给极东会一些钱,他们又会转向偏袒我的一方。事实上,我就是不想和日本黑社会走成一路。我在歌舞伎町生存,不得不适应环境,但我不会以认识黑社会为荣,更不会仗势欺人。否则,那岂不是和黑社会同流合污?
  于是,中央大街、第一番大街和樱花大街,形成了我与金东两派人互相对立的局面。平时,即使见了面,两派之间也是谁也不理谁。
  被“割让”的最初一段时间,我还设想过把他们赶出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倒慢慢安心了。因为金东那伙人的工作方式非常简单粗鲁,他手下的几个人层次都很低,一看就是心术不正的小流氓模样,对待客人的态度要么过于生硬,要么几近谄媚。以他们的接客方式,营业额自然不好。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人数,站街的地点也完全相同,他们的营业额却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1)


  2000年开始,给中国居民的旅游签证终于以许多附带的苛刻条件为前提部分开放了。虽然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居民可以办理团体的旅游签证,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公民来日本只能以留学、结婚、考察、进修以及国家派遣等方式,旅游签证是不可能的。这个变化尽管只能算是迈了一小步,而且带有日本式的遮遮掩掩的含糊态度和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偏见,但毕竟大门开始打开了。这主要是日本旅游业界对政界施加压力的结果,事实上,对于中国游客一掷千金式的高消费,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在某电视台制作的专题节目里,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著名电器街秋叶原的商店老板说,当他看到三个来自中国黑龙江的客人轻松地买下价值一千万日元的大小电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很有钱的日本人,也不会这么花钱的。”
  我曾经介绍过国内来的官员去看脱衣舞。刚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助纣为虐,成了腐败分子的帮凶。但是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让步。因为,即使我不为这些人提供服务,也有别人会那么做的。这将对我的生意构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不过,我真的希望国家能减少干部的出国旅游。他们的不良行为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
  歌舞伎町经年累月发生的一连串外国人犯罪事件由于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来就是右翼反华分子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便趁势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一定要严厉打击新宿等繁华地区的外国人犯罪,尤其是中国人犯罪。石原此后又发表“支那人都是违法者”的谬论。他的言论遭到了包括日本舆论在内的多方批评。在外国人犯罪中,中国人犯罪确实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不能把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犯罪分子画上等号。
  不过,警方和入境管理局随后加强了对新宿地区的搜查,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大规模的行动,弄得歌舞伎町的外国人人心惶惶的。
  有天晚上,我听见警笛大作,循声跑过去,看到三辆大卡车上载满了百余名被逮捕的从事色情业的女子,正准备驶离现场。托尼走过来,和我说了两个中国酒店的名字:“小姐全被带走了。”次日,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据称在被逮捕的一百多名女性中,中国国籍的为八十五名。这些女孩子为了赚钱,不惜沦落风尘,但走这条路所经历了的辛酸和坎坷是她们当初没有料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中国人开始撤离歌舞伎町,一些店主纷纷准备出手转让。我看到好几家一度热闹的按摩店都关掉了霓虹灯箱,在上面贴上了“急速转让”的告示。那段时间,我和托尼偶然去一家中餐馆吃夜宵,却发现汤的味道完全变了,一问老板才知道,原来店里的厨师是个黑户口,他黑了七年都没事,却在前几天上班途中被两名便衣警察拦住,盘问之下露了馅,当场就被带走了。老板一脸愁容地说:“这下子我可倒了霉。到哪里马上找个大厨来顶替他呀?这不,我叫原来做助手的二厨上去顶一顶,做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没办法。老客人一吃就吃出来了,肯定有人不会再来了。”
  由于我主要是介绍外国客人到有日本特色的店里去,因此生意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金东那边则不然,他们主要依靠中国人色情店的支撑,现在开始面对困难了。而我,又要打起精神,以防他在市道萧条的情况下打我的坏主意。
  警方对新宿抓得紧了,但东京及周边的其他地区就相对放松一些,这样,这些地区就成为新的中国人聚集区。特别是和新宿只有不到十分钟电车路程的池袋,居然成了新的“唐人街”。出了池袋北口,五千平方米的地域内,集中了七八家中国物品店,而色情按摩店、斯纳库等也随即增多起来。托尼去过两次池袋之后,回来找我说要不要招几个人到池袋那边发展,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们的主要对象就是来日本观光、旅游、考察的外国人,而歌舞伎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能做好这个市场已经足够。池袋的客人主要都是在日华人,说实话,大家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我拉他们去色情店消费,好像总不那么忍心。而且池袋很快也变得紧张起来,后来听说警察在池袋北口设立了巡逻岗哨,一些黑户口被撞上,还有些拉客的小姐碰上了便衣。结果都是一样:遣送回国。
  2001年,日本的经济萧条仍在持续,在电视上政客们天天在喊着要拿出对策,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我随便翻看日本的周刊杂志,发现了一个说法:越是经济低迷的时期,色情业的繁荣程度不降反升。据说理由是那些上班族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色情服务来缓解。我不知这种理论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但新宿确实又开了几家新的色情业信息中心,甚至还可以上网检索。许多色情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网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收费规则和服务者的照片,色情业也因此进入了IT时代。但是东京周边地区的色情业主要分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那些“名所”依然是“名所”。比如色情澡堂集中的吉原、内容五花八门的歌舞伎町、消费水准最高的银座和赤坂……其他的几个主要地点五反田、西川口、涩谷等,红灯区的规模较小。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生意也慢慢有了发展。我选了一个信任的助手当经理,管理我手下的那些伙计。而我,则每天坐车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上去巡视,或者坐在上高地咖啡厅里,环顾我的“地盘”,偶尔也站到大街上,招徕一下过往的客人。
  但是,自从我上次被绑架以后,我始终心存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又会成为被袭击的对象。这种担忧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胆量却在逐渐下降,这种胆怯来自越来越多的顾忌和牵挂。毕竟,我是个有孩子的父亲,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有我不愿失去的生活。
  进入4月份,我染上了花粉症。这种讨厌的疾病是流行于全日本的一种过敏性疾病,人数众多差不多有上千万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平衡失调,导致体质过于敏感,整天被流鼻涕、打喷嚏和头昏脑涨所困扰。我来日本十三年了,以前一直幸免,甚至以此笑话患花粉症的铃木等人,没想到今年未能幸免。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精神上的压力所致。
  看来,我必须找到新的事业,重新伸展自己的天空!毕竟,“引路人”本来只是我来日本积累财富的一个兼职而已,而我作为《时装》杂志的特派记者也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到底什么是我能够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呢?
  2001年9月1日凌晨,也就是美国“911”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正和手下的一个伙计说着话,突然,“嗵”,一个沉重的响声在附近响起。声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时至周末,凌晨一点时,往新宿车站赶去乘坐末班车的人流开始减少,人行道上的行人已寥寥无几。
  我定睛看地面上是什么东西?结果—— 一个男人正躺在那儿,身下开始流出鲜血,一动不动,如果再早上半个小时的话,恐怕就和底下的行人相撞了。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企图自杀跳楼的那位风俗店小姐智子来。我赶快跑向躺在地上的男人身边,他却用两只胳膊支起了身子。
  “快打电话!”
  他叫着,慢慢爬起来,右腿流着血。他拖着这条伤腿一点一点向前移着站起来,仰面注视着上面的楼层。
  那层楼上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写着:
  “好去处会有好事发生
  歌舞伎町信息中心
  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受”
  在二三楼之间的一张色彩鲜艳的广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个大口子里冒出了股股浓烟,但却看不见火焰。从大楼里接着又发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可能是被这浓烟吸引了注意力,一辆巡逻警车已经开到了大楼附近,从里面下来三名警察。
  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的脸部痛苦扭曲着。他高声叫道:
  “快救火!里面全是人!”
  他一边拖着伤腿,一边向大楼的入口楼梯走去,似乎想上去救人。两名警察上前制止了他,另一名警察用无线话机和总部紧急联系。
  望着冒着黑烟的56号明星建筑,我感慨万分。
  十二年前,1989年,这栋楼下开了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交友俱乐部”,我就为它打工,在街头向行人发放广告纸巾,我的第二位妻子曾是那里当红的“诱饵”。我和她已经十一年未曾谋面,我也完全不知那个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出现的孩子现在何方。
  在发纸巾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客人找我问路,由此,我想到了为来歌舞伎町的外国客人当“导游”——一切仿佛不久以前,事实上我却已走出了好远好远。
  说起来,这座大楼实际上和我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我在日本开始一种新生活的起点。
  现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分别是一家酒店和一家赌博游戏店。一楼是免费为客人介绍色情场所信息的“歌舞伎町信息中心”。二楼是色情按摩店,三楼是间麻将茶馆,四楼又是一间色情俱乐部。
  我抬头远望,火势好像并没有蔓延的趋势,从楼下甚至看不到火光。但从那个缺口里掉下来的男人说,三楼、四楼里的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接着,楼上又开始有人跳下来。是个男人。不一会儿,又跳下一个男人。
  消防车来了,但歌舞伎町的街道太窄,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水龙。等火被扑灭时,已经是接近清晨了。还在现场的人说,看到了被包裹的尸体一具具抬出,竟然数不过来。在早间新闻里,准确的数字是死了四十四个人,绝大多数死于浓烟中毒之后的昏倒、窒息。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很难让人相信会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恰巧,这一天是日本的“防灾纪念日”。此后,大楼的前面经常看到有人摆上鲜花,然后痛哭,那哭声非常凄切,引得行人都心酸难忍。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3)


  唉,死者当中,有谁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将在那个时刻完结?那些当晚从外面赶来的麻将迷也好,寻欢客也好,又有谁知道自己在走向死亡之路?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我在次日夜间也买了一束鲜花放在楼门边上,以寄托我的哀思。
  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一连多日,警察和各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都纷纷来找我这种歌舞伎町的熟面孔了解当时的情况。但是,问题提得越来越离谱,警察和记者轮番进攻,没完没了。当我看到名高时,我只想发牢骚:“我是不是应该在这附近召开一个关于这场火灾的记者招待会,把那些警察和记者都叫来?”
  而各种街头小报、杂志、电视台都添油加醋地制作一些毫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一家杂志居然还断定这是一起放火事件,而肇事者竟被毫无根据地推测为中国人。中国人犯罪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性问题,所以一旦有恶性事件,立即有人想到“是不是中国人干的”。我对这些白痴般的日本荒唐媒体和露骨的歧视感到愤怒。
  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连一些在日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登出了完全捕风捉影的消息。在最终火灾原因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有的中文报纸上却写下了“中国人放火”的报道。读到这种文章,简直让人忍无可忍。
  于是,我觉得,我应当创办一份中文报纸,至少靠我的力量告诉社会,在歌舞伎町发生的每件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
  其实,在日华人办报的历史大概有十几年了,最初只有那么一两家,而且惨淡经营,几度濒临倒闭的绝境,后来突然出现了面对在日外国人的国际电话公司,他们的广告使华人报纸起死回生,然后便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十几家大小不等的中文报纸。到了90年代末,发展到了几十家。面对只有二三十万华人的阅读市场,这个数字实在有些过多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前仆后继地投身“报业”,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报纸不是通过收取订阅费和零售收入来维持的,生生不息的中国餐馆、酒吧等才是报纸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歌舞伎町大大小小几百家的斯那库、中国料理店每个月向各个报社投入的广告费用蔚为可观,完全可以维持住几十家报社的经营。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这些中文报纸,发现绝大多数的报纸属于滥竽充数的水平,不仅错字连篇,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语法也不过关。也许正因为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放的,读者也就无从对编辑水平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凭我的文字水平和经营能力,我相信我办的报纸,无论在文字和经营水平上,一定可以超越现有的中文报纸。因此,面对这些并不强大的竞争对手,我要在市场份额中强行分一杯羹!
  不过,我马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仅仅在东京,已经有十几家中文报纸存在,大多是依靠广告收入维持。而我办报纸的初衷则完全是为了一种个人的理想。另外一方面,我缺少的是资金。虽然我的生意还算不错,但报纸的初创阶段开销也很惊人。此外,我还缺少办报纸的人手。
  而且,当我提议办报纸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莉莉。
  “你这个人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一会儿陷入赌博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一会儿把积蓄全部花在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女人身上,这会儿又想到要办中文报纸了?报纸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你?还是脚踏实地地好好埋头工作吧!赶快抓紧时间存点钱起来才是正事。”
  不只是莉莉,当听说我想办报纸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和以前一样,困难再多,我也不能停住脚步。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动摇。当初,我决定在歌舞伎町的街头开始自己的“导游”工作时,周围的人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什么,我就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我的性格。我向金融机构贷了一部分款。到秋叶原买了二手的电脑、彩色印刷机,还有一系列必需品,价格都是很廉价的。我又说服了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编辞职跟我一起干,负责内容的编辑排版。再雇一名记者,加上我和莉莉,一共四个人,组成了最初的报社。而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拉广告。不管怎样,报纸看样子是可以出版了。
  其实,只要利用一下我在歌舞伎町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人际关系,广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不想靠面子来讨钱似的过活。我连日马不停蹄地出击歌舞伎町以外的地区,东京都内的中国饭馆和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是我的目标。
  为此,我又买了几套“工作装”。办报纸可跟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拉客有着天壤之别,我的营业战略就是笑脸。这已经顺利通过了长年“导游”工作的考验,问题不大。再加上一些必要的礼节,还有谦虚的态度。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4)


  另外,必须给登广告的客人一个独特的印象,让他们一眼就觉得我的报纸值得登广告。除了报纸选登的文章外,还要在报纸的版面设计上下工夫。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莉莉反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她看到我那么坚持办报纸,而且知道了我想向华人社会发出真实声音的想法,原本学文学、对电脑设计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的她,马上买来了书自学,短时间之内就有了相当的应用水平。如今,莉莉已是报社不可欠缺的人才,而我也愈加依赖她,从组稿、采访,到版面设计、印刷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由莉莉筹划。虽然她还在国立大学读书,但是,只要平时考试拿到学分,再完成毕业论文就万事大吉了,这对于莉莉来说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负担,因此她花了很多心血在办报纸这方面。
  报纸定名为《侨报》。我自己把自己标榜为海外的“新华侨”。我要把自己的奋斗与别人分享,把歌舞伎町的真实与世人分享。
  创刊号的准备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编辑部的四个人昼夜挤在西新宿那间强盗闯进过的公寓里,终于完成了第一期的成品。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包括人工费和各种经费在内,创刊号共花费了两百万日元,成功发行了。它带给我的那种充实感是歌舞伎町的拉客工作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它也可以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份盛大的生日礼物。
  另外一个意义在于,父亲当年创刊《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今天,我办报纸也是在延续家父的未了的心愿。
  报纸两周出一期,印数为一万。发报的工作也全部由我自己来做。我把报纸堆在车里,发放到各个中国人汇集的餐馆、物品店和学校。
  报纸受不受欢迎很快就反馈回来了。首先在歌舞伎町,听说的人都以为我办的报纸一定是份黄色小报。我到一家中国酒店送报纸时,店里的老板娘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还以为你办的是一份夜生活的‘导游’报,上面尽登些黄色小故事什么的呢!打开一看,真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会那么正规。小李!你倒真是个让人无法捉摸的人啊!”
  “办报纸早就是我的一个梦。”我笑着回答。
  “这么不景气的时代,你居然还能有这份心思,真是不容易。要花多少钱啊?”
  “大概和老板娘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吧!”
  “噢!那挺便宜嘛!二十万日元就可以办报了?别逗了!”
  “真的!你想办也可以办啊。”
  “是嘛!那好!那就到我们报社来打工吧!”我跟她开着玩笑。
  老板娘笑着回敬道:“如果让我当主编的话,可以考虑。”我走出店门时,她又加上一句:
  “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可以在你的报纸上登广告。不过,你可别收我太多啊!”
  和那些对手之间没完没了的争斗早就耗得我意兴索然,现在,因为这份报纸,却又重新给了我与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同胞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谈机会。如此感受,我差点都要忘了。
  生活上,由于莉莉对我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中心,所以,在办报的第二年,我与久美子离了婚,与莉莉正式结婚。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二次婚姻,也是我人生的第四次婚姻。
  久美子对于我们婚姻的终止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她淡淡地对我说:“看来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儿子尽到父亲的责任。”对此我没二话可说。其实,我依旧关心着久美子,她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具备传统日本女人的所有美德。但是,我只能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莉莉,而且,我对莉莉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我的事业,离不开她。
  久美子没有出过恶言,更没有哭闹发泄,这使我愈发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地照顾好他们。我按月支付生活费,而且,我不论搬家到哪里,都要让他们母子住在附近,房子再贵也无所谓。久美子后来决定重新开一家美容室,我也为她跑前跑后地帮忙。
  对于儿子,我经常和他见面,星期天还带他去打保龄球,开车送他们母子去游乐园玩,偶尔也单独带他到歌舞伎町转一转。
  这小子虽然只有八岁,但天性聪颖,讨人喜欢。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居然还学着我的样子招呼客人:“小姐!你想去哪儿?”
  莉莉本来一直在读研究生的课程,结婚后就退了学。她原本喜爱文学,认识我之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她自己决定放弃学业。当我听说她的这个决定时,像父亲那样试图阻止她。
  莉莉却执拗地说道:“上学还是忙啊。我上学,谁给你做饭?谁帮你操持家务?你一个人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又有谁来保护你?”











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5)


  我居然要让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女人来保护?我笑了,但是,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说得没错。在歌舞伎町的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以为是独自一人挺过来的,其实,回首风尘往事,有多少人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陪我走过那一段段坎坷之路?每当遇到困难,每到紧急关头,有哪次不是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呢?我想到了佐藤、苇子、真武、名高、托尼、久美子、儿子,还有莉莉……现在,虽然身边仍旧蕴藏着风险,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我结婚之后不久,托尼也传来了一件喜讯。签证过期、一直是黑户口的托尼,这年和一位日本女孩结婚了。他总是为自己这位只有二十七岁、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老婆而担心:“她可太年轻了!我真担心自己守不住她。”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2002年的5月,是日本列岛的春末夏初。这个季节来日本,还可以看到遍地的樱花瓣和枝头残留的晚樱。日本人是最欣赏樱花的,因为樱花表现出一种瞬间飘逝的凄美。
  伫立在樱花树下,我想,我可以漂泊,像花瓣一样随风飘落,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不断向上登攀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能改变。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生活得更加充实,我要抓住任何机遇,努力奋斗!
  微风吹过枝梢,樱花翩翩飞舞,仿佛早夏的粉蝶。斜阳当中,歌舞伎町的灯火渐渐燃起,人声也渐渐喧嚣起来,我的那些伙计们开始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今天的导游工作。后乐面店的门口,斜倚在那儿的莉莉朝我挥了挥手,淡妆后的脸,那么俏丽。我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朝她绅士般地欠了欠身,唇边浮起一个充满爱意的微笑……











尾 声


  这几年里,我和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有很多的接触。我写书,写专栏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华人中算是高的。但和凤凰卫视的相遇,让我的人生再一次踏入新的旅程。其实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可以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主角,而我成为“唐人街”栏目的主角,则是一个“奇遇”。我和凤凰卫视没有任何的“渊源”。把我推荐给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当时凤凰卫视只是想找一个“有趣的”题裁。当他们知道在东京有这么一个华人,以做歌舞伎町案内人为生,而且在日本的各类媒体上频频“出镜”,大讲歌舞伎町的文化,觉得有趣,就找到了我。
  记得第一次见面,栏目摄制组的人下了飞机就赶到我的住处。那天我刚起床,穿着随意,睡眼惺忪。摄制组的人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么样的瘦男人能干什么?”但等我回屋把自己“捣蚩”一番后重新站到他们的面前,把她们吓了一跳,“哎,还那么精神呀!”。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拍摄。当天就去歌舞伎町,拍约会、见警察、与黑社会交涉等,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天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内容很快编成了一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传回了凤凰总部。摄制组还在日本,我这集就已经在“唐人街”栏目中播出了。摄制组的年轻女导演小苏很有意思。当时她们正在大阪,她一边在看播出的节目一边给我打电话。而我也正好兴奋地在看着该片的首播。她对我说“小牧,不好意思”。说着竟哭了起来。我问他哭什么。她说:“本来她起名是《活在歌舞伎町》,但播出时却被总部改为《歌舞伎町皮条客》。”我对她说:“没关系,可以让全世界能看到凤凰节目的观众了解我这个皮条客。”“皮条客” 作为电视片的名字,应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但它和中国的皮条客的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 正是日文中的“案内人”,也就是中文的“引路人”、 “向导员”及“导游”的意思。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比如脱衣舞表演等。只限于介绍,我既不开店,也没有管理着十个、二十个女孩子,让她们去卖。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香港《壹周刊》的报道中称我是“龟公”,它用了很大篇幅报道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我做的事和香港人讲的“龟公”不是一回事。如果我真的是在做皮条客,做“龟公”,日本很严肃的《朝日新闻》社不会出版我写的第三本书。同样,国际上相当有影响的、也是很严肃的《Newsweek新闻周刊》日文版也不会让我做专栏作家,发表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娱乐、饮食、设计等十二方面的评论及意见文章。
  二○○五年四月
  李小牧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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